长江干流全长 5800 公里，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市，可分上、中、下 游三个区段，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现以时间为线素，分别进行考察。

一

夏代早期，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尚处在铜石并用时 代。此时它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己显露出明显的影 响，1983 年发掘的湖北枝江石板巷子遗址，(6)即含有较多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因素。

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其向南扩张的前锋己抵达长江 岸边。1985 年发掘的荆州荆南寺遗址 H23，(7)即出有二里 头文化二期典型的侧装扁三角形足盆形鼎和花边口沿圆腹 绳纹罐。武汉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呈现出的也是二里头文化的面貌。(8)由此表明，以二里头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早期青铜文化此时已在长江中游突破了当地石家河文 化的分布范围。夏文化向南方的扩张不是偶然现象，因为从 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的伊洛平原向南己发现了浙川下王岗 遗址、(9)信阳楊庄遗址、(10)平顶山蒲城店城址、(11)湖 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12)李营遗址(13)、襄阳法龙王树岗 遗址(14)等二里头文化遗存，成为夏人歩步向南進逼留下的 物证。

二里头夏文化对长江上游、下游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四 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袋足陶鬶、玉石牙璋、镶嵌绿松石 的青铜牌饰等(15)都可看到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的影子。安 徽铜陵师姑墩遗址(16)第一期遗存中可分析出鸡冠耳鋬侧 装扁三角形足陶鼎一类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这种现象只是表 明夏时期中原文化和长江上、下游发生了某种联系，但这种 联系并非直接关系，尚不足以证明像长江中游地区那样夏人 确曾到了当地。

总的来看，在中原青铜文化滥觴的夏代，中原对长江流域 的扩张还是局部的。

二

发生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商政权更迭，没有停止中原 青铜文化向南方的扩展，反而更加猛烈。早商和中商早段虽 还处于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但它却四面出击，向南尤甚。

根据考古发现，当湯灭夏不久刚刚在郑州建立亳都伊始，即马不停蹄直抵长江北岸，站稳脚跟之后，便在今武汉黄陂 区的盘龙城建城，(17)作为进一步向长江流域扩张的根据地， 并逐步发展为当地的区域中心。迄今在盘龙城己发掘出大型 宫殿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和丰富的青铜礼器、兵器、生产 工具以及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铸铜石范、陶范的 发现，表明这里是早商时期开始的首都郑州之外又一处重要 的青铜器制造中心。青铜礼器的器形、花纹与郑州出土的基 本一致，但也有自已的一些特点，而工具中的青铜锸之类根 本不见于中原，说明当地接受了中原的技术而又有所创新。 盘龙城作为早商时期开始兴建的南方最大的城市，充分发挥 了桥头堡作用，往西沿江西进直抵荆州地区，荆南寺遗址的 发掘，(18)展现了商文化与当地文化、西来的长江上游文化、 南来的文化共存共生的情景。M26 是荆南寺遗址发现的惟一 一座贵族墓葬，出土有典型的商式青铜斝 1、长援直内青铜戈 1、翘首青铜刀 1、长流三足带鋬敞口陶爵 1，非商式的弧 刃烟荷包式青铜钺 1，表明该墓的主人可能是商人，但他也 接受了异民族的文化，使用了非商式的弧刃烟荷包式钺随葬。 由荆州越长江往南不远就到了湖南的石门，石门皀市遗址的 发掘，(19)和荆南寺遗址类似，除有鬲、簋、斝、假腹豆、 大口缸等类似郑州二里岗的一组陶器，也有釜形鼎、罐、碗、 豆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陶器，还出土了小件青铜器、铸铜 工具的石范、炼渣、熔铜炉壁残块等。同样展现了中原青铜文化向南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情景。由盘龙城向南越长江可直接到达湖南岳阳铜鼓山，(20)铜鼓山遗址的状况和 石门皀市相像，不过它和盘龙城只一江之隔，距离最近，文 化面貌更接近盘龙城，和荆南寺、皀市相比，商文化因素所 占比例更多一些。这些遗址，可以看作是早商至中商偏早阶 段，中原青铜文化向长江中游地区扩展的前哨阵地。

较中原青铜文化向长江中游地区进发略晚，对长江上游 和下游也继续有所影响。只少商代早中期，商文化的影响己 到了江苏、安徽、江西。江苏宁镇地区湖熟文化中的陶鬲， 明显可以看到商文化的影响。(21)江西吴城(22)和牛头城 (23)出土的青铜器，更有明显的商文化的印记。相当于该时 段的长江上游四川广汉地区，目前虽尚未发现典型的商文化 遗存，但由于夏文化的影响己到达此地，推想商早中期文化 也应该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步其后尘接踵而至，三星堆两座器 物坑的发现，(24)只少证明至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青铜器 尤其是尊、罍等器物的形制、花纹及铸造工艺技术，是在商 文化的影响下铸成的，夏商文化的影响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出现的第一推动力。

三

商代中期，由于商王朝内部的矛盾，出现了“九世之乱”。 材料显示，从郑州二里岗上层以后开始，商文化对周边地区 的扩张，除向东方向而外，基本上处在了停滞甚至退缩的状 态，(25)这在长江流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长江中游本来是商文化对南方扩展最远最強烈的地区，长江北岸以盘龙城商城为中心，相当宽广的地域己成为商文 化分布的范围，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但自殷墟一期开始便 走上了萎缩之路，至殷墟晚期则己渐次消亡不存在了。在长 江对岸，岳阳铜鼓山类型还有较强的商文化风格，至相当于 殷墟时期的费家河类型，(26)在出土的众多日常生活用陶器 中，几何形印纹陶随处可见，但商文化中从早到晩最常见的 陶鬲却连块碎片也尋不到。再往南，进入宁乡盆地，迄今未 找到商晚期的遗址，但却常常零星出土商晚期的铜器，大部 分铜器有明显地方风格，应为当地所铸，但有个别铜器上还 铸有族徽铭文，无疑是中原地区的产品，究竞是什么原因、 什么时间被带到这里，成为学者们冥思苦想至今未能确解的 一个谜。(27)

长江下游亦是如此，原来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 区的马桥文化(28)还能看到商文化影响的一些影子，但到这 一时期，商文化的印记几乎消失殆尽，可以说完全地方化了。 最典型的是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三十多年前我写的《试论 吴城文化》一文(29)，曾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和以印纹 硬陶、原始瓷为特征的及受商文化影响的甲、乙两组文化因 素。甲组是当地因素，从发展来看，从早到晚甲组越来越多， 乙组越多越少。后来彭明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专著《吴城文化研究》(30)和吴城遗址发掘报告对其文化因素分 得更细，期别也分得更多，但两种因素消长变化的趋势是一样的，总的规律是越来越地方化，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长江上游，如前所述，陶器上和费家河类型类似也看不 到商文化因素，倒是铜器上还有商文化影响的痕迹。

四

公元前 1046 年，统治中原地区五、六百年的商王朝被 来自西偏的小邦周推翻。西周王朝的建立，不但没有影响中 原青铜文化对周边的扩张，反而因其釆取的分封措施，为继 续推进这一势头带来了新的契机。对长江流域而言，殷墟时 期商人势力已呈退缩态势，但新兴的姬周政权通过分封诸侯 国，不仅重新使其回到中原系统文化的掌控之下，而且大大 扩大了商文化原来影响的范围。文献记载，西周王朝曾在汉 水以东分封了许多姬姓国家，其中最大的是随国。战国早期 的曾侯乙墓(31)发现之后，学术界曾有关曾、随关系的讨论， 曾和随是两个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意见相左，且各不相让。 前些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曽国墓地 M111“曾侯犺作烈考南 公”簋铭文和文峰塔东周曾侯墓地嶼钟残铭的发现与释读， 及与相关文献的对比研究，(32)证明曾确为姬姓，曾与随确 为一个国家，只是不同叫法而已。而曾国的始封君即帮文王、 武王打天下的周初武王十兄弟之一的南公括，当然“汉东诸 侯随(曾)为大”了。这些新分封来的诸侯国一开始不会很大， 但随着其国力的提升和一套新制度的推行，很快就使其统辖 的范围成为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部分了。黄 陂鲁台山西周早期大墓的发现也很值得关注，(33)出土铜器中有多件“公大史作姬口”铭文，有学者认为公大史是周初朝臣毕公高之子，毕为姬姓，或为公大史为女儿出嫁所作的 媵器。

楚是和周人十分友好的一个部族，周原发现的甲骨文中， 就有“楚子来告”字样的刻辞，(34)最早可能居住在丹江、 汉水上游一带，《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丹 阳，以后随着国势增强，遂逐步扩展至长江沿岸。楚虽接受 了周王封号，但毕竟不是嫡系，它和汉东诸姫长期对峙，且 有中原问鼎之举。但限于周王朝势力的强大，迫使楚人只能 大举向南向东向西发展，对开发南半个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楚文化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但和长江上游的巴、蜀及下游 的吴、越相比，还是含有周文化因素最多的诸侯国家。

越江而南的洞庭湖以东，在集中出土宁乡铜器群的宁乡 黄材地区，考古工作者在炭河里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始建的 城址，(35)出士的还有同期的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遗存 呈现的面貌多为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除青铜礼器有 中原和当地商时期青铜器的传统，看不出有周文化直接的影 响。以该城址为代表的文化己被命名为炭河里文化，炭河里 文化发展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己形成当地典型的以束颈垂 腹三撇足铜鼎为代表器物的越文化。

长江上游地区，商时期虽有商文化的一定影响，但并非商 人直接涉足之地。根据文献记载，周族起兵伐商时，巴和“戎 蜀羌髦微卢彭濮”等部族都是参加者，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36)及金沙(37)发掘后，研究者多认为与早期蜀人有某种关连，鉴于蜀和周有伐商的同盟关系，西周王朝建立之后， 有可能给予一定的封号。但从成都平原文化演变的整个过程 观察，蜀文化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西周中后期似乎较比沉 寂，至东周迅速蹶起，成为西南强国。其在物质文化上尤其 是铜器的组合、形制、花纹上均有中原周文化的影响，但一 直使用所谓“巴蜀图语”，未接受中原文字系统。

长江下游，周王朝也推行了分封制度，吴和越是最重要的 两个封国。吴，文献讲是“乃奔荆蛮”的周人太伯、仲雍之 后。考古学上在宁镇地区长江南岸沿线已发现多座高规格贵 族土墩大墓，出土不少青铜器，(38)可以排出从西周至春秋 的演化序列，其中一座墓出的一件青铜矛上发现有吴王余昧 的名字，证明这些确为吴国王族墓葬。在墓葬刑制上虽仍沿 用土墩作法，但在随葬器物反映的器用制度等礼制上却明显 有受周人礼乐制度熏染浸润的痕迹。越，传为夏少康庶子无 余之后建立的国家，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目前还只见东周时 期的遗存。无论是推测墓主可能是越王允常的浙江绍兴印山 大墓，(39)还是长兴(40)、安吉(41)及江苏无锡(42)一带发 现的春战之际或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葬，和吴国墓葬最大 的不同，是都多用独木棺及人字形木椁，随葬大量的几何形 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连编钟、编镈、编磬，甚至工具、兵 器都是这样的质地。尽管如此，但从其组合及象征的功能来 看，还是可以看到周人礼制的影响。吴和越东周中晚期国力发展至顶盛时期，曾先后北上争霸，窥伺天下共主之位。

五

以上大体勾划了从中国青铜时代之始至其向早期铁器时代转变的东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同长江流域交往的过程，后 经楚国在南半中国的经营及秦灭六国，长江流域终于最后融 入了秦汉帝国为核心的中华一统文化体系之中。从这一漫长、 曲折、复杂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原青铜文化初始阶段夏商文化对长江流域的扩展开啟了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文化开发融合的大门，功不可没； 殷墟一期开始的商王朝势力的中衰和商文化在周边包括长江流域的退缩，既有商王朝内部的原因，可能也与其对外 经营不注意地方情况和需求的策略有关，但这也恰恰为地方 的蹶起创造了机会。以长江流域为例，各区段对外来的中原 文化釆取了分析的态度，像青铜冶铸这样的先进技术，积极 学习继承发扬，并不断创新，铸出了像宁乡青铜器群、新干 青铜器群、三星堆青铜器群这些闪耀着瑰丽光芒的珍品，不 断屏弃不适合自己需要的部分，将原来仅以印纹陶或其他器 物为本地特色的文化提高到新的高度，成为与中原文化发生 宻切联系的一员。

西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度和“因其俗简其礼”的有针对性 的方针，激发了各诸侯国的独立自主性和积极性，促进了各 封国内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步地、自然地融 入了中原华夏一统文化体系之中，为后来秦的统一奠定了经济的、文化的坚实基础。

注释:

1)、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 和大课题》，《辽海文物学刊》创刋号，1986 年。后收入苏 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尋根记》，辽宁大 学出版社，1994 年。

2)、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1997 年4 期。后收入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 版社，1998 年。

3)、夏鼐：《谈谈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 1 期。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夏鼐集》，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4)、李伯谦：《新砦遗址发掘与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文明探 源与三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11 年。

5)、龙山文化晚期己有小件青铜制品出土，但在日常生活中没 有什么影响。如以青铜兵器和容器的出现为标志，当以二里头文化中 晚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

6)、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省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 年 11 期。

7)、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彩版 5：2、4，文物出版社，2009 年。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 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0)、北京大学考古系等：《驻马店楊庄》，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 筒报》，《文物》2008 年第 5 期。

12)、湖北省文物局编《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湖北考古报告集》 第 4 卷。

13)、武汉大学考古系、郧阳博物馆：《湖北郧县李营遗址二里 头文化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第 6 期。

14)、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 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第 6 期。

1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 报》，1987 年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 古学·夏商卷》第八章第四节之一“三星堆文化”，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 报》，《考古》，2013 年 6 期。

17)、同 8)。

18)、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 年。

19)、周世荣：《湖南石门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 年 第 3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皀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 年第 2 期。

20)、岳阳市云溪区文管所：《岳阳市市郊铜鼓山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 2002》，岳麓书社，2004 年；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2006 年第 12 期。

21)、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 年 4 期。

2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 年考古 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 社，1997 年。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5)、李伯谦：《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相互关 系》，《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 年。

27)、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窯址的探 掘》，《考古》1985 年 1 期。

2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 年发掘报 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29)、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原载《文物集刊》3 辑，1981 年。后收入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 出版社，1998 年。

30)、彭明瀚：《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3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33)、黄陂县文化馆等：《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 汉考古》，1982 年第 2 期。

34)、徐锡台：《周原甲骨综述》第五七——五八頁“十一号窖 穴八十三号卜甲的刻文”，三秦出版社，1987 年。

3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 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 6 期。

3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 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十二章第九节之一 “西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3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 I 区“梅苑”地 点一期简报》，《文物》，204 年 4 期；《成都市金沙遗址“兰 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

2003 年；《金沙遗址蜀风花园城二期地点试掘简报》，《成都 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十二章第九节之一 “西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38)、楊正宏、肖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囯青铜器》，文物出版 社，2008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灯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