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誰來「收藏中國」？
陳玨
台灣清華大學
一
長江與黃河，同為幾千年中華文明的搖籃，它與尼羅河文明、兩河文明（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合稱）、恒河文明並列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這些燦爛的古文明都是所謂「大河文明」，在近代都有過一段落伍的痛苦經歷，唯有中華文明，能經過浴火重生，在二十一世紀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而大放光彩。武漢是位居長江中游的政治、經濟、文化重鎮，在辛亥革命歷史轉折性過程中，發揮過極大的作用。今天武漢舉辦「大河對話」論壇，邀請國際大河流域的城市市長及有關學者、博物館長、經濟界人士齊聚江城，聚焦大河流域經濟、文化、生態的演變和持續性問題，展開研討交流，意義十分重大。
眾所周知，中國作為古代四大「大河文明」之一，百年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置身於「西學東漸」和「華風西漸」兩大風潮的衝擊之下，走過了一段不容忘卻的艱辛的道路，而展望未來，又有貢獻於世界文明發展的無限可能性。在這兩大風潮中，形成了許多歷史性的議題，其中之一便是所謂「收藏中國」。武漢舉辦「大河對話」論壇的地點長江文明館，是一座大型的專業博物館；而現代博物館的功能之一是「收藏」。筆者作為文化歷史學家，願借「大河對話」論壇機會，圍繞在「西學東漸」和「華風西漸」過程中，中國過去曾經如何被世界所研究和「收藏」，以及未來又將如何成為「收藏中國」的主體，略抒管見，求教方家。
二
請允許筆者在此先引用一則與清華大學有關的軼事，來開始這篇聚焦百年來「華風西漸」中之西方人的「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歷史的文章。
眾所周知，從鴉片戰爭到二戰勝利的一百年，是中國歷盡曲折，走向世界的一百年。在這歷盡曲折的過程中，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大學是一個歷史見證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台灣讀書界中影響力很大的《傳記文學》月刊，曾經以三十多期的篇幅，連載清華校友、社會名流胡光麃(1897-1993)所撰〈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長文，[1]約長達四年之久，[2]深受讀者歡迎。
胡光麃所列之百年來影響中國六十「洋客」的主體，雖然是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1880-1959)等政界名流，但其中也有七位「華風西漸的哲人」列於名單上，佔「六十洋客」整體的十分之一強。這說明，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將西方現代化思潮灌入到中國傳統社會，使之發生根本變化的「西學東漸」固然是主流，然而「華風西漸」，亦即將中華文明傳播到西方，也是一股反向的時代潮流。而上述這些推動「華風西漸」的「洋客」，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反其道而行，逆向推動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弄潮兒向潮頭立」的「反潮流」形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更值得受到人們的注意。
那麼，百年來推動「華風西漸」的西方人中，究竟哪幾位最為重要呢？這卻是一個近代史學界中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話題，至今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3]以筆者看來，胡光麃在四十年前所提出的上述「七人說」，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價值，特別值得注意。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胡光麃把「華風西漸」的重點，概括為「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兩個大分支，而這一聽起來平平無奇，近似老生常談的議題，其中卻擁有許多歷史的玄機。
胡氏文中所列的七位「華風西漸的哲人」，可細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學術圈內人，第二類為學術圈外人，前者「研究中國」，後者「收藏中國」。他們各有各的功能。
第一類「圈內人」有五位，其中四位是英、法、瑞諸歐洲大國中頂尖大學或學術機構內頂尖的學者（在上世紀上半葉，美國的中國研究主潮尙未興起，全球漢學研究重鎮當時仍在歐洲），包括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4]他們分別來自牛津、法蘭西學院、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和劍橋，在上世紀漢學典範的大轉移中，是中國經典西譯、敦煌學、語言學和科技史領域的里程碑人物。他們所留下的著作，淵博又精深，不僅打開西方知識界瞭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而且對於中國學術界同行，也極富有「他山之石」的參考和啟發的價值，未可等閒視之。上世紀歐洲「學院派」漢學的主流名學者當然遠不止這四位。不過，胡光麃這裡以一斑窺全豹，用他們來做為歐洲「學院派」漢學主流的代表，卻是相當得宜的。這類主流學者對中國文化西傳的貢獻，乃在於躲在象牙塔內，孜孜不倦「研究中國」，以達到世界級的高度。
第五位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也擁有荷蘭名牌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雖然因畢業後始終在外交界任職（先後官拜荷蘭駐馬來西亞公使和駐日本大使），從未當過教授，其在漢學界的地位和聲望卻不亞於以上四位名教授。[5]
第二類「圈外人」有兩位，均都是學術圈以外的工商界大佬，包括佛里爾(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和葛思德(Guion Moor Gest, 1864-1948)。這兩位與上述學術圈中人，在象牙塔裡作精深研究不同，他們對中國文化西傳的貢獻在於，用自身擁有的豐厚財力，在當年社會大變動的亂世之中，將面臨流散厄運的大量珍貴中國文物和善本，大規模分門別類收藏，並且向公眾開放，此即筆者所謂的「收藏中國」。[6]其結果，是佛里爾建立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佛里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和葛思德建立了一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分別以中國古文物和善本書為主要收藏對象。佛館與葛館均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在美國開館，當時在西方的同類博物館和圖書館中，即佔據有金字塔頂的位置，而到了近一百年後的今天，它們的這種地位仍未見有絲毫的動搖。
需要指出的是，胡光麃上述譜系中的這七位「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華風西漸的哲人」，[7]其主要的活躍期，是在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時段內。這一個時段，正是漢學第一次典範大轉移逐漸完成，[8]學院派漢學取得主流地位的一百年；同時，這一個時段也是中國珍貴文物大量外流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年前，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瞭解，還處在鴻蒙初開的階段；而西方人對中國文物和善本的收藏，也基本上乏善可陳。
然而，這一百年中，以鴉片戰爭為起點，情形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出現幾何級數的增長；而西人的中國文物和善本收藏，也急速上昇。從整體而言之，到二次大戰結束，西方漢學頂尖研究的成果，已經足以和中國本土同領域內的第一流著作，分庭抗禮，雙水分流；而其時西方各國大博物館和圖書館中所收藏的中國文物與善本的總和，雖然在質和量兩方面，尚不如東亞世界（含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總和，然其中傲人精品的數量之大，亦以達到了不容小覷的地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果說，以理、伯、高、李、高諸氏為代表的第一類「圈中人」，當年對於中國文化西傳的貢獻，主要在「研究中國」；那麼，以佛氏和葛氏為代表的第二類「圈外人」，其貢獻則或可以「收藏中國」來概括之。
總而言之，西方人「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中的佼佼者，構成了百年來「華風西漸」潮流的主幹。因此欲要瞭解箇中玄機，我們先需稍加回顧當時西人「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歷史。
三
筆者之所以在上節中認為，胡光麃在四十年前提出的「華風西漸的哲人」之「七人說」，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價值，是因為其中隱含一個重要的假設，即：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之「華風西漸」，主要是由一群「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洋人」來推動的。那麼，在同一時期內，除了洋人之外，國人是不是也在「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呢？如果是，國人與洋人的「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又有哪些不同之點；為何當年的「華風西漸」，未由國人主導，而由洋人來推動呢？以上這些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史的脈絡背景意義，所以不能不在此先加以探討。同時我們注意到，以上時段中，洋人與國人「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脈絡和背景之間，又存在著複雜的關連和互動，這看似平平無奇，其實極富趣味。
先談「研究中國」。從漢學史的眼光看，自馬可･孛羅(Marco Polo, 1254-1324)到鴉片戰爭的五百年間，西方人對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向以「傳教士」為主力，屬於「研究中國」的「業餘時代」；[9]其研究成果，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而言，都大大落後於中國本土。然而，從鴉片戰爭到二次大戰，隨著西方漢學在歐、美、澳各大洲漸次進入「學院派時代」，呈現出波瀾壯闊的發展，時至二十世紀中葉，在許多課題研究的品質上，已達到足以與中文世界的同行分庭抗禮，甚至若干還略勝一籌的地步。在胡光麃「華風西漸的哲人」榜上有名的理、伯、高、李、高諸君，正是當時西方「學院派」漢學頂尖水準的代表。以上五位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除了其在各自從事領域內的貢獻，還因為他們的研究取向，分別反應了在當時「學院派」漢學獵獵飄揚的大旗之下，三股重點各異的學風，分別曰「經典風」，曰「資料風」，曰「理論風」。其中，理雅各代表「經典風」，伯希和代表「資料風」高本漢和李約瑟代表「理論風」，而高羅佩則兼而有之。
與此相對應，回首上世紀中文世界在文、史、哲領域的學術史，正是在西學東漸浪潮中，發生劇變、繼往開來的時代；時勢造英雄，其中出現了一大批承先啟後的大師級人物，包括有王國維（1877-1927）、陳垣（1880-1971）、陳寅恪（1890-1969）、胡適（1891-1962）、錢穆（1895-1990）、傅斯年（1896-1950）等已故「名公才人」，還有如今百歲高齡，而仍然健在的饒宗頤先生。這一批大師級人物的共同努力目標，是使中國傳統學術，在西學東漸嚴峻的挑戰下，能立足本土，適應時代，完成創造性的轉化，開出浴火重生的新局面。[10]與西方的漢學「典範大轉移」遙相呼應，在這一創造性轉化中，中文世界也出現了「經典風」、「資料風」和「理論風」。西方漢學的「經典風」、「資料風」、「理論風」，與中文世界的「經典風」、「資料風」、「理論風」，兩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千秋，各擅勝場，互相激盪，匯成巨流。然而，這股百年巨流是如何匯成的？其間的曲折迴盪，卻仍是一個有待本世紀的漢學史研究者，深加開掘的課題。
再看「收藏中國」。中國疆域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時至近現代，中國逐漸「西化」，變為今天地球村的一部份。在此過程中，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將透過何種管道繼續存活，並且展現其獨特的光彩？這是上世紀和本世紀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課題，全世界很多知識人都繼續在苦苦思索。筆者在此只聚焦於兩個與本書有關的管道：一方面，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與時俱進，脫出了傳統「四部」的框架，化身文、史、哲三大部目，以文本為媒介，沈潛到本土層次多元的各種人群中，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式抽象和無形的方式，得到保存、傳播和繼承；這也是中文世界和西文世界學者，百年孜孜不倦「研究中國」的意義之所在。另一方面，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又再透過了散布在地大物博疆域上的遺址、建築、雕塑、書畫、文物、技藝等形形色色的實物，以博物館等「聚散地」為據點，用具象和有形的方式，向現代中國人和外國人，來展現它的存在和魅力。筆者將這第二種現象，稱之為「收藏中國」。
這種「收藏中國」，為的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保護傳統文化遺產。戰後七十年來，大規模的「收藏中國」，無論在西方世界還是在東方世界，主要是在國際間或國家層面上，有計畫和有組織展開的，而私人性的收藏，則越來越退居於比較次要的地位。以國際間的「收藏中國」而言，聲勢最大者莫過於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為依據的「世界遺產名錄」與「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定期評定：某國家的遺址、建築、工藝、禮俗和技藝等，如果一旦作為「世界遺產」或「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列入以上兩種「名錄」之一，該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有對其加以保護的責任與義務，需動用社會和金錢資源，使其免於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消失」。這實際上正是一種在世界意義上，對該國文化遺產的「收藏」。迄今為止，中國所擁有的「世界遺產」數量，共有四十八項，在世界各國中名列第二；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則在世界三百九十一項中佔有三十八項；可謂蔚為大觀。
至於在國家層面上「收藏中國」，最能夠體現其複雜性和典型性的例子，可從故宮博物院從一九二五年成立至今，超過九十年的「生命史」中映射出來。在這一長時段中故宮發展的歷程（包括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故宮各自發展的歷程），充分說明了這種複雜性和典型性。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之內，人們普遍認為，台北故宮是一座世界頂級博物館，可以與「世界三大博物館」──法國盧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並駕齊驅而毫無愧色。其實，此言差矣。嚴格說，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故宮，屬於兩種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不宜混為一談。[11]前者是「世界大博物館」，兼容並蓄世界各大洲的珍貴藝術品；後者是「國別或區域大博物館」，只收某個特定國家或者地區的藝術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故宮只宜與法國吉美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等，相提並論可也。如果說，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和大都會博物館的使命是「收藏世界」；故宮的使命，宜乎界定為「收藏中國」。
筆者這裡「收藏中國」的涵意，乃以現代博物館學理論為背景，其中「收藏」二字，具有「展示」的含意。在博物館學中，「收藏」和「展示」都與殖民時代有關。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是殖民時代終結的標誌。無論是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的紙面之「收藏中國」，[12]還是兩岸故宮的實體之「收藏中國」，都是戰後以來的事情。[13]如果時光倒流一百年，聯合國和故宮都還不存在，那時既無國家層面，也無國際層面有系統「收藏中國」這回事。這主要是因為，從鴉片戰爭始到二戰勝利止，中國整體處於殖民時代氛圍的籠罩之下；而辛亥革命至兩岸分治，又戰亂不斷，始終未能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樣，有段平穩的時間，使中國在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同時，可以從容不迫，來規劃和實施對傳統歷史文化遺產的全面性保存和「收藏」。[14]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在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二戰勝利為止，殖民時代最後的一百年中，是誰在大規模「收藏中國」呢？翻開廣義的漢學史，赫然入目的大量資料顯示：主要是西方國家中人。而且，他們同時也在大規模地「研究中國」。
四
筆者上節談到，緣於殖民主義的浪潮席捲全球，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是中國頂級古代珍貴藝術品，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國家）的一百年。這一百年，稱之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國寶」的diaspora（流散），亦不為過。在戰後聯合國建立之前，當年這場大流散中「收藏中國」的主力，是西方的華洋大私人收藏家。他們以形形色色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各顯神通，大批量將中國的國寶級藝術品和文物，收為己有，運到西方，日積月累，蔚成大觀。從當時到今天，這些收藏珍品，不斷或展覽於博物館和畫廊中，或出現在拍賣會上，吸引無數專注的目光，而其中的轉手過程，又隱藏了一幕幕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這場長達百年的西方華洋私人「收藏中國」的大戲中，有相當部份的著名收藏家，始終被很多中國人視為文物的掠奪者。[15]在相當大部份的中國人看來，這些收藏家與其說是「收藏中國」，還不如說是「掠奪中國」。筆者這裡僅舉兩位代表性人物為例，以一斑略窺全豹：其中一位是美國人華爾納(Langdon Warner, 1881-1955)，另一位是法籍華人盧芹齋(C .T. Loo, 1880-1957)。[16]這兩位的名字，在今天中文世界的一般知識人的記憶中，也許已經被逐漸淡忘了，而在上世紀的中葉前，它們卻是如雷貫耳的。華爾納是堂堂哈佛大學博物館部門主管，盧芹齋是歐美名聞遐邇的大古董商，這兩種人正是百年來中國文物流往國外的主要橋樑。洋人華爾納輩和華人盧芹齋輩，當年究竟是在「掠奪中國」，還是在「收藏中國」，至今仍還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在中國的近代史家眼裡，華爾納與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和法人伯希和一起，[17]共同名列為上世紀敦煌莫高窟的三大西方「劫寶人」。[18]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他以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東方部主任的身份，[19]組織小型探險隊來華，抵達敦煌後，以極低的代價，用先進技術，從莫高窟山洞中剝離了二十餘幅唐代國寶級的壁畫，運回到美國，至今仍然收藏於哈佛的藝術博物館內。[20]華爾納自稱，其中國之行，既直接為哈佛博物館購得展品，又間接為當時戰亂中的中國保存了文物，實在是無可厚非之舉。這種說法，長期以來，得到西方不少知識界人士的接受或默認。[21]然而，除了中國公眾外，隨著上世紀後半葉，華氏中國之行的書信公布於世，[22]西方也有些學界人士認為，細按華氏的所作所為，將其列入百年來西方的「文物大盜」之一，並未有失公允。
在西方的中國文物收藏界，盧芹齋的名字及其商行「盧吳公司」(C. T. Loo & Company)，[23]從1910年代到1950年代，無論從信譽，還是從品味而言，都是塊金字招牌。在當年西方由亞洲人經營的中國古董行中，除了「山中商會」(Yamanaka & Company)之外，[24]無人可與「盧吳公司」匹敵。盧芹齋逝世，西方收藏界為之震動，訃聞由瑞士銀行界鉅子兼大藝術品收藏家Eduard von der Heydt 男爵(1882-1964)撰寫，[25]發表在Artibus Asie上。[26]文中稱逝者為「歐美古董界的領軍人物之一」；而盧氏「與普通買賣藝術品的古董商迥異，乃一極具鑑賞品味，並深通中國哲學和歷史的人物」，為其「生平僅見的不世之才」。[27]
以上字裡行間，流露出同行中瀰漫的「失一巨星」之感。盧芹齋當年在國際中國文物收藏界中的鋒頭之健，亦或可見一斑。然而，在中文世界，盧氏的主體形象卻是一個數典忘祖、盜賣國寶的巨梟[28]。在盧氏傳奇式的一生中，轉手國寶級文物無數，最為國人所詬病者，為其將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兩匹國寶級石雕駿馬，轉賣給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一事。以國寶等級而言，不僅近年中文世界備受關注的圓明園十二獸首，與這兩座石雕的份量比較，只能是小巫見大巫，甚至連華爾納運走的莫高窟二十六壁畫，也難以與之相提並論。因為立場和角度不同，同一個人物，中外的主流評價卻是如此的兩極。
總而言之，從以上兩例，以一斑窺全豹，可見百年來冠冕堂皇的西方「收藏中國」史，不僅箇中的曲直得失，不乏人言人殊的看法，而且內中藏有許多複雜暗流，尚有待深入研究。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百年來西方的「收藏中國」史，又與西方的「研究中國」史，亦即漢學史，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五
俱往矣，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在現代文明中的崛起，西方人的「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即使在西方，也正在逐步成為一種對照系，而不再是主流派。這便是筆者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提出的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核心觀念之一。[29]中國傳統文明今後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和發展，可望在未來的數十年內，成為世界文明的一個更加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此歷史時刻，回顧百年來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走過的歷程，使人感慨萬千，油然想起杜甫的名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世界在變化，中國本身便是「研究中國」和「收藏中國」的主體。
[1] 胡光麃為民國傳奇人物之一，名列1911年清華學堂十四名出洋幼生之一（此事充滿周折與奇緣，本身便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則傳奇故事，此處限於篇幅不能詳）。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回國後成為上世紀上半葉重要的實業家，生平喜結交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學術各界名流無數。據胡氏自稱，在〈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的榜上有名者中，有一半都與其有過直接的交往。
[2] 胡光麃的〈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在《傳記文學》聯載完以後，經作者進一步擴充成《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一書，於1983年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
[3] 我們離開這段歷史還太近，真正比較客觀的評價，要留待後代去作出。
[4] 在西方漢學百年學術史上，這幾位有分門別類的劃時代貢獻：牛津大學首任漢學講座教授理雅各，公認是西方全文英譯十三經的第一人（譯文經過時間考驗，至今仍為學術界必備之參考書）；法蘭西學院「中亞語言、歷史與考古」講座教授（此講座教授職位係法國的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破格因人設事，專為伯希和所創設，而在伯氏身後，因無人有資格繼任，虛懸至今）伯希和，百年來穩坐西方研究敦煌文獻第一把交椅；瑞典哥騰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大學教授兼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高本漢，在漢學家中是語言學與考古學界的兩棲人物，他是採用西方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中國上古和中古的音韻學的開創者，也是青銅器研究的權威；劍橋大學李約瑟的多卷本巨著更《中國的科技與文明》，更是影響中國和西方不止一代的學人。
[5] 高羅佩別出心裁，用十二部著作，構建了一座「研究」和「收藏」中國的「紙上博物館」。這一座「紙上博物館」擁有八個「展廳」，分門別類「收藏」了傳統中國文化這棵古老大樹身上的八根鮮為時人注意的重要分枝；其成就決不亞於任何專業的漢學名教授。
[6] 進入本世紀後，學術界開始關注西方人「收藏中國」的現象，參Vimalin Rujivacharakul, ed., Collecting China: the World, China, and a History of Collecting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1)。
[7] 筆者此處所謂的「譜系」，為西文學術語彙中的canon一詞之中文意譯。
[8] 關於漢學第一次典範大轉移，參陳玨〈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的緣起說明〉，《古今論衡》20(2009)。
[9] 參陳玨〈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的緣起說明〉，《古今論衡》20(2009)。
[10] 以上參陳玨〈饒宗頤先生之跨世紀漢學貢獻點滴談〉，《漢學研究通訊》34.4(2015)。
[11] 在國際範圍內，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向有世界「三大博物館」之稱，而在中文世界中，不少人認為，故宮以收藏的文物之精，數量之大，應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四大博物館。這其實是對從西方「舶來」的「世界大博物館」的概念的誤解，本文中將稍有辨析。
[12] 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的評定標準，是「對全世界人類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而非某國之國寶。
[13] 入藏於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者，為全人類之共同財富，而入藏於故宮者，乃中國的「國寶」。
[14] 故宮雖然開館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但因為避戰亂，藏品從三十年代初期便陸續裝箱離開北京，輾轉流浪，直到四十年代末期，才部分運到台灣，部分回到北京。因此在以上近二十年間，故宮藏品並不具有「展示」意義。
[15] 參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Amherst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16] 筆者選此兩例，除因其具有一般的代表性之外，還特別著眼於華氏和盧氏都生於十九世紀末，卒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處於從洋務運動尾聲到二次大戰勝利之間，其時正值中國文物外流的高峰期。
[17] 參Susan Whitfield, 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4)和Susan Whitfield, ed.,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4); 及Peter Lavalle, “Confronting Indiana Jones: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Aurel Stein and the Raiders of Dunhuang, 1899-1944,” in Sherman Cochra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China on the Margins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2010)等。
[18] 這三位都是學術界或博物館界中人，帶有公眾人物色彩，正好分別來自英、法、美三大國，在殖民時代，擁有主流代表性。其中，斯坦因於1907年到達敦煌，從藏經洞取得六千餘卷敦煌文獻，以時間和數量言，坐三人中之第一把交椅；伯希和則於1908年到達敦煌，從藏經洞取得兩千餘卷敦煌文獻，列第二；而華爾納於1924年到達敦煌，藏經洞中已無文獻可取，遂剝得二十六幅壁畫並起走一尊佛像，在三人中可謂叨陪末座。
[19] 福格館為哈佛最早之藝術博物館，於1896年對公眾開放，至本世紀初乃與Busch-Reisinger博物館和Arthur Sackler博物館合併入新樓，統稱哈佛藝術博物館，於2014年開放。
[20] 參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26); 並參陳萬里《西行日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21] 在西方主流學界很多人心目中，華爾納長期來以正面形象出現，筆者此處僅舉密西根大學中國藝術史教授James Plumer (1899-1960)為華爾納的遺著Japanese Sculpture o the Tempyo Period: Masterpieces of the Eighth Century一書所作的導言為例。該導言用在平和中充滿激情的語調，縷敘華爾納的生平及其對西方的中日藝術史研究的開拓性貢獻，代表了當時知識界一般讀者對華爾納的認知；參Langdon Warner, Japanese Sculpture o the Tempyo Period: Masterpieces of the Eigh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10。
[22] 參Theodore Bowie, ed., 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其編者Theodore Bowie(1905-1995)係上世紀美國有影響的亞洲藝術史家之一，曾對印第安那大學藝術博物館(The Sidney and Lois Eskenazi Museum of Art)和該校藝術史系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在此書中公布的華爾納書信的重要性，可並參Blanche Bagurn Leeper發表在Artibus Asiae上的書評，見Artibus Asiae 31.2/3 (1969): 226-228；書評的作者Blanche Bagurn Leeper曾任哈佛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部助理主任，對華爾納其人其事，有深切瞭解。
[23] 盧芹齋「盧吳公司」的全盛時期，在巴黎、紐約和上海都設有分行，執華人經營中國頂級文物遠銷西方的行業之牛耳。在亞洲，能與其平分秋色者，唯日本關西文物界的大佬山中定次郎(1866-1936)之「山中商會」，可以當之無愧。
[24] 山中定次郎主持之「山中商會」，為近代亞洲人大規模在歐美經營中國和日本古董之先驅，率先於1894年和1900年，分別在紐約和倫敦設店，影響力持續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目前，株式會社「山中商會」，仍由山中定次郎之曾孫山中讓主持。山中定次郎之生平事業，詳參渡邊源三編纂發行之《山中定次郎翁傳》（大阪：故山中定次郎翁傳編纂會，1939）；近年有關「山中商會」之研究，參朽木ゆり子《ハウス・オブ・ヤマナカ 東洋の至宝を欧米に売った美術商》（ 東京：新潮社，12011）。
[25] 在西方漢學傳統中，某一有影響人物的訃聞，例由其所屬領域（例如此處為藝術史）資深人物撰寫，在國際主流媒體（如New York Times）或該領域重要學報上發表，有「蓋棺論定」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於中國古代的「行狀」），是為後來歷史學家的重要參考資料。
[26] 該刊創辦於1925年，現由瑞士蘇黎世的Rietberg Museum（該館主藏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藝術品，為瑞士唯一的非歐洲藝術品博物館）出版發行，為歐洲最重要的亞洲藝術史與考古學報之一。
[27] 參Artibus Asie 20.2/3 (1957): 196。
[28] 面對來自同胞的這種指責，盧氏的回答是：他將文物轉售歐美，不僅僅是為了賺錢，也是為了保護這些文物；設若他未把它們運到西方，也許已經遭到戰亂的毀滅了。參Artibus Asie 20.2/3 (1957): 196。
[29] 參陳玨〈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的緣起說明〉，《古今論衡》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