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文明化进程的几点启示

林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我国古代文明中心之一，是吾中华文明有机的构成部份。古代的东亚大陆上曾先后形成过许多文明中心，它们相互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亲缘关系，但又有其自身的区域特征。所以对本区的文明化进程特点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对我国有关文明化演变进程问题的深入认识，也将有利于“大河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主题的探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明古以资今，故本文拟提供长江上游古代文明进程五个方面的特点，以与先贤们共同探讨其现实的启示意义。

第一，具有和包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文明进程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古文明中心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尼罗河谷、南亚印度河谷等地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同处于北纬30°，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有利于抵抗天灾人祸 [1]。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大，而别有特点。且看本来北纬30°线上应属于亚热带回归高压带，干热少雨，所以西亚几乎都是荒漠或半荒漠所围绕的绿洲；而四川盆地则是一个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的红色盆地中的明珠，它有多样化的迥旋空间。四川盆地因地处青藏高原的东侧，改变了行星风系，使之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且盆地内地形复杂，气候也复杂多变。从热量带来看，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甚至亚寒带。从水分条件看，以湿润地区为主，西部有半干旱或干旱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盆周山地因高程差异，“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气候垂直带谱结构的多样性很是罕见 [2]。因此，带来了本地区生物圈内容的兼容性和多样性。由于地理位置正处在我国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与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的交接线上 [3]，所以古文化的面貌在内部呈显多样性，在外部则呈显出独特的个性 [4]。例如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除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外，可以分为川东峡江地区的哨棚嘴遗址和魏家梁子遗址；川北山地地区的张家坡遗址和擂鼓台遗址；大渡河青衣江地区的狮子山遗址；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遗址和下关子遗址；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横栏山遗址等各有特点 [5]。目前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可分成东、西两大区：西区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古城群遗存农耕文化为代表；东区以峡江地区的哨棚嘴文逻遗存则是以渔猎盐业生产遗存为代表。这是长江上游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之一。

第二，城市化是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

四川盆地西区的文明化进程当始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川西北山地已发现距今约七千年前的广元中子铺遗址含有细石器的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但正式报告尚未发表 [6]。就目前比较清楚的考古发现而言，西区在距今4 5 0 0年前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宝墩文化时期（约等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已经不是文明化进程的初始出发点了，因为当时的居民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聚落已出现了分化，既有几千平方米的小型村落，也有面积广大的建有夯土城墙的中心聚落，最大的宝墩古城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也有10多万平方米 [7]。

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在城墙高耸的中心聚落拥有一个象征神权的祭祀中心，如郫县古城中心地区面积达55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正是聚落中心的宗教建筑 [8]。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在郫县古城遗址周围所作的区域考古调查证实，在大型城址的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小型村落，这些小型村落与中心聚落相比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9]。

宝墩文化时期这些设防的聚落，如宝墩古城这样巨大的城邑，营造所需的劳务量是十分惊人的，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劳力、成年累月的劳作，并需要集中的指挥与调度，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已有相当的剩余，社会结构已超出原始氏族组织而变成复杂的酋邦制社会了 [10]。郫县古城中的大型庙殿建筑已经耸立在文明时代的门道上，城邑已成为政治权力与宗教文化的中心了。

这些具有两面呈斜坡高大坦荡的城墙的城邑，与其说是用于攻守争战，不如说是在平原低地是防备洪灾的必要设施；在荆莽草莱之中是防御猛兽袭击的屏障；高大的城墉还是部落联盟酋长势大力强的鲜明标帜；也是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祭坛 [11]。无论如何，宝墩古城群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重要一步，是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滥觞与前奏是无可怀疑的。

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即三星堆遗址的第二、三期，距今4000年前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出现的三星堆古城是多个城濠相套，有宫殿与民居基址，出土大量的酒食器皿、漆、玉、铜、象牙、陶制作的礼乐器和雕塑艺术品的中心聚落。那里有神巫们在祭祀后埋下的象牙、青铜神人像、神树和玉石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罩等稀世珍宝。说明三星堆古城已具备了文明社会的标志，应是古蜀文明的中心聚落，古蜀国的都城  [12]。由此可见，长江上游的城市文明从宝墩文化进入三星堆文化显示了较清晰的进程。

本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可以划分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典型遗存如金沙遗址的商周堆积）和“青羊宫文化”或“上汪家拐遗存”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基本上与历史上的古蜀国文化相对应，后一个阶段则是因巴文化的西进与蜀文化融合而形成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 [13] ，“青羊宫文化”或“上汪家拐遗存”即相当于东周时期四川盆地内与巴国同时的蜀国文化。  

   第三，突出个性优势，求得均衡发展是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有距今7000年前的丰都玉溪遗址。但资料比较丰富的，脉络清晰的要数与“宝墩文化”大致同时的以忠县中坝遗址为代表的“中坝文化”的前期， 其年代也在距今4500年左右 [14]。此后的青铜时代文化与成都平原基本一致，同步发展。如万州中坝子遗址[15]、忠县哨棚嘴遗址中期遗存，基本上是具有区域特点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乃至于在三峡东部的宜昌中堡岛 [16] 为代表的遗址群也被称为三星堆文化的鄂西类型 [1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存都不是高等级的中心聚落，由于三峡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制约，虽然有了粗放的农耕，渔猎经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18]。

忠县中坝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连续发展的大型聚落，它最引人注目的出土物是大量圜底罐和尖底杯、角杯的存在 [19]。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虽然从西周中、晚期也出现一定数量的平口圜底罐（釜），但数量远不如渝东地区，而且绝不见花边口圜底罐和角杯。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大量出土的圜底罐和尖底杯、角杯应是专业性的生产用器，即盐业生产用器。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材料显示，盐业生产乃是后来为巴人传承的最重要产业 [20]。

尖底杯、角杯在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中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量最大的器物，这种现象在哨棚嘴、瓦渣地、李园、邓家沱等遗址中均是如此。这种角杯口径4.5、高6～14厘米，原以为是酒杯，美国的巴盐（Dr. Ian Brown）根据国外资料，认为是制作盐块的模子和运输的容器。郑州大学的李峰还以实验加以证明。花边束颈圜底罐商代即出土，至西周大增，到东周时大盛，已占出土陶片总量的95.98％，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智彬等实验证明也是煮卤制盐的容器 [21]。

可见，三峡地区的盐业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程是同步的。东周时峡江地区盐业的转盛是川东巴国的建立与其强大有关。[22]

第四，因地制宜以求发展是古今的通例

古代本地区的聚落形态可称为“坝子文化”。本地区的古代遗存都分布在山地和丘陵间的平坝上，据《广韵·䘞韵》：“蜀人谓平川为坝”，以“某某坝”为大小地名的在西南云贵川地区何止千数，成都平原就被称为“川西坝子”，它是一块在镶嵌在四川盆地西边的山前东北---西南向伸展的菱形冲积平原，长约140公里，最宽处约50公里，是一块最大、最富庶、古文化最发达的坝子。此外的大小坝一般地势不开阔，所以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规模不大，不可能形成如黄河流域、江汉平原上那样的大规模聚落。但它们三五成群、若即若离地沿着河谷呈线状分布，大小配搭形成聚落群，也形成了交通往来孔道上的节点。成都平原地势较开阔，环境条件优厚，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可是成都平原又不算太大，几个大聚落挤在一起，不可能具备古代黄河流域聚落间所有的间隔隙地因此为了各自的安全和观瞻，也为了本部落疆域的封树，人们不惜人力物力，建造起高耸的城堡，逐步形成设防的城邑群落。它们又通过周围四面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与祖国大地上的其他同时代聚落，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 [23]。

夏商西周时期的长江三峡地区未能形成大规模聚落，就是受这种〝坝子文化〞制约的社会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结果，峡江地区崇山峻岭，平坝更小而少，江河边的平坝又易受水患，如巫溪上的双堰塘遗址很可能是周代巴人建立的具规模的聚落 [24]，却曾遣水患而残破不堪。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东周时期，巴人深入到盆地东部，才会出现《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这样的中心聚落。对巴文化中心聚落的发现和研究，目前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战国墓地很可能就是“先王陵墓多在枳”的遗存，而其它巴子四都的探索应该成为今后本区田野考古的工作重点。

第五，四川盆地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发挥水库效应，那么地理优势明显的江汉平原，在今天会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将发挥更大的作为

由于巴蜀文化区所处四川盆地的特殊人文地理条件，，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的“水库效应” ，这在后续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五次大移民中显示更见明显，而在其文明化的源头也有所体现。例如“龙文化” 是吾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传入长江上游是为三星堆出土的许多“羊首龙”， 它与传入北方草原的“鹿首龙” 、东北的“熊(猪) 首龙” 、黄河上中游的“鱼首龙” 、黄河下游的“鳄首龙” 、长江下游的“人形龙” 相互輝映，共同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融合一体的文化特征。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仪仗“铜龙柱形器” 上矗立的是长着山羊头的神龙；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木社树“1号大型铜神树” 上有从天而降的龙也长着羊头。古蜀文明为什么有“羊首龙” 呢？这是因为地域文化使然也。它与“蜀与夏同源” 和“禹兴于西羌” 的古史传说有密切关系, 《说文解字》：“羌. 西戎, 羊种也” ，因此古蜀文明崇拜的祖神“禹龙” 一定是“羊首龙” 的形象[25]。这就是 “龙文化” 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的明白例证，所以我们说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区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座“文化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