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8大河对话”论坛站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高度，汇聚世界大河流域智力资源，围绕流域城市、文化传承与河流管理之间相互关系，共议高质量发展重大议题，形成了加强河流文化与环境整合、保护发展大河自然与文化遗产、增强水博物馆遗产记忆地域感、推动大河沿岸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共识，并就后续依托论坛平台，推动世界大河流域、城市之间加强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参与更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等达成行动方案。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大河文明 大河对话 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大河承载着丰富的地理、生物和文化遗产，蕴含着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为生物群和人类提供重要生命支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是当前，世界上多数流动水系受到严重生态威胁，河流水资源安全性、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岌岌可危，迫切需要站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寻求跨文明共识和一致行动。基于这一考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2018大河对话”于10月28日—30日在长江文明馆举行，来自全球19条大河流域的28个国家、50个组织或研究机构、18家文博单位、28所国内外高校的150余名中外嘉宾出席了论坛。

与会代表和专家，围绕“汇聚大河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未来”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和交流。论坛还设置以“大河流域管理中的河流文化与环境整合”为主题的高级别圆桌会议，以“河流文化——保护和发展大河自然与文化遗产”“大河沿岸‘水世界’——水博物馆遗产记忆地域感”“大河沿岸城市发展——重塑城市与河流的纽带”为主题的3个分论坛。

 

一、大河文明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未来

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弗明·爱德华·马多克（Firmin Edouard Matoko）指出，“将文化融入全球发展愿景”仍然是人类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一挑战最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创意城市网络”所提出；该网络目前囊括了全球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旨在通过“城市——大河——全世界”的密切合作来培育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秦昌威认为，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膨胀对资源造成的压力，实现对河流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在21世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建华指出，古往今来，大河与城市发展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当前，新的治江理念将共抓长江大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顺应了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长江文明取得更多成果，促进流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周先旺指出，武汉素来有“江城”美誉，在长江文明孕育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大河对话”将有力地促进武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安澜、清洁、绿色、美丽、文明长江，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汇聚大河文明提供武汉样本。

 

二、大河流域管理中的河流文化与环境整合

在高级别圆桌会议上，主持人欧敏行（Marielza Oliveira）表示，这次论坛是第一次将文化、环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三个话题联系起来一起讨论，强调通过把城市、文化、大河流域管理结合起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这是具有全球独创性的研讨主题。通过这一平台，在世界大河流域之间、城市之间共推学术研究、分享经验教训、加深合作互动，并谋求在论坛闭会期间建立各类对话机制，出台各种议程，促成未来更好合作。

1、丰富发展理念，推动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进程中，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环境多样性扮演重要角色，应予以理解、尊重和保护。殷鸿福以《长江的教训》为题，警示人们要坚守基本生态红线，保持长江生态安全，把长江的大保护作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一环。约瑟夫斯·玛丽亚·布里尔（Josephus Maria Brils）提出，要推动实施气候变化、水质量、生态健康以及流域管理等方面科研创新项目，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胡甲均指出，长江以其丰富战略资源，为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对中国经济稳定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要不断丰富长江理念，以推动长江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张松论述了高质量发展与河流健康的关系，认为当前黄河流域的文化和生态建设正成为流域沿线省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应借助黄河来提振经济、弘扬文化、改善环境，为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新活力。

当前，全球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理解逐步达成共识。其中，教育在保证文化可持续发展、凝聚人口以及社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周洪宇认为，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各方面要共同努力，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保护发展自然与文化遗产中作用不容忽视，湖北民族大学、日本冈山市的经验值得借鉴。

以时空维度构思重建人和河流的关系，注重过往历史更继以及未来合作，让大河文化支撑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李述永指出，武汉大河治理工作将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传承发扬世界大河文明，逐步与大河流域城市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推动大河文明研究中心成为大河对话国际智库，以大河文明名义携手并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美好家园。樊志宏指出，要研究河流及其流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探求她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通过研究绘制地区文化演进的空间谱系图和历史脉络图，揭示出武汉留下了连续性的、长时间居于枢纽位置的长江文明传承足迹，城市未来发展应以传承创新长江文明为主线，在推进长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2、搭建流域共同管理、共同发展合作平台

跨境河流的管理依赖于跨国跨界合作。德拉甘·泽雷科（Dragan Zeljko）分享了河流管理经验，指出通过成立萨瓦河委员会，统筹各项工作、加强与其他河域管理委员会合作，以此促进多国合作的河流管理。莫西欧·波塞利（Meuccio Berselli）从流域管理机构、流域面临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等方面，介绍了波河流域管理经验，强调人类不仅要使用水资源，更要保护水资源，通过加强跨国合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阿卜杜拉希姆·布雷梅·哈米德（Abderahim Bireme Hamid）认为，尼日尔河面临水域退化、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足等问题，应成立尼日尔河跨国联盟，促成沿河流域各国共同发展。

加强流域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流域层面多领域多系统协同互动。贾尔·维埃拉·丹尼斯（Jair Vieira Tannus Junior）指出，巴西生态系统非常丰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资源，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联盟层面或市长层面，设有流域管理框架及相应机构，以可持续的方式对水资源加以管理，确保水资源安全和可持续的用水供应。张广燕介绍了珠江委在流域规划、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经验，提出应推动实施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跨区域合作等工作模式。

 

三、河流文化——保护和发展大河自然与文化遗产

在主旨论坛中，卡尔·万增（Karl Wantzen）指出，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人类先祖滨水而居、近水而住，城市文明因水而生、凭水而兴；河流为我们供给了生存资源、提供了发展机会，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并投身到相关风险控制中，对此流域各国及地区政府都要肩负起相应责任。冯天瑜指出，长江流域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个大的文化区，它们由不同族群在大致相同的时段创造，并在相互借鉴中共同发展，形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流域文化特征。最新的考古成果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生发决不晚于黄河流域，她滋养并回护着中华文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并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长江经济带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生态状况切关大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为长江文明建设的新共识。

1、“从自然中学习”——我们如何从大自然中学习，以改进河流管理方案和环境技术

河流修复对人与河流关系重塑具有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是河流生态的重要指标，河流修复要保护好生物多样性。路易斯·希沙罗（Luis Chicharo）指出，人和河流连接既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所属感和归属感，更是价值体系体现。应将生态水文学作为工具，促进河流与生态融合。马丁·布莱特勒（Martin Blettler）指出，河流塑料垃圾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应通过塑料再利用、使用可替代品等方式加以解决。马克·葛卓特（Marc Goichot）、伊恩·坎贝尔（Ian Campbell）均以湄公河为案例，指出流域内存在鱼类种类减少，沉积物变大增多等问题，建议要开展河道清淤、加大对低坝区域河流环境危害监测等。梅尔塞·马里亚诺（Mercè Mariano）指出，目前河流面临过度开发、鱼类生物减少、环境污染等威胁，倡议政府、非政府部门和公众等应联合起来保护河流。

2、“从过去学习”——在今天和未来，哪些地方文化可以复兴或转化为河流管理方法

河流会影响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因此，重新定义河流的价值和多元性，重新规划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艾琳·克拉弗（Irene Klaver）从哲学角度阐释“蜿蜒运动和河流圈”原理，认为河流管理涉及物理、工程、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要多维度看待河流与人文的关系。丽贝卡·萨尔姆（Rebecca Tharme）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环境流动对农业、工商业经济活动以及民生福祉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应通过对环境流动的探索研究，加深对大河流域和文化、经济等人类活动之间紧密联系的认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与河流正在脱节，传统文化正面临消亡。应加强关于河流与人类社会、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探索实践，进而更好地推动河流保护和文明传承。安娜·塞拉-廖贝特（Anna Serra-LIobet）以昆卡地区为例，提出要从精神文化层面认识河流，重建人与河流的关系，加强河流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研究。安东尼·阿契瓦瓦提（Anthony Acciavatti）通过展示恒河沿岸城市图片，指出不同河流汇聚代表着人类不同文化汇聚，要认真衡量环境变化新周期，更好地了解季风节奏及其如何影响河流流域的人类生活。帕尔塔·J·达斯（Partha J Das）以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为例指出，河流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环境污染、建筑物、低坝等都会对河流产生威胁，对水中生物、植物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要重新思考河流与人、文化的关系。阿卜杜勒·马吉德·奥萨马（Abdel Meguid Ossama）以尼罗河努比亚文化为例，阐释了河流是如何作为交通要道来促进部落间的沟通和社会习俗的形成，由此佐证了河流与人、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

大河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张昌平借助对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深度挖掘，揭示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具有很强的文化共性。张廷皓论述了大运河在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发展历史中，即是经济保障带、内河运输带，也是中国东部最重要的财富聚集带、社会文化交流带以及人们感情的心理纽带。

3、对未来的愿景：人类世大河的管理

河流是多元化生态系统，保护大河就必须把保护生态系统放在重要位置。赫尔穆特·哈伯扎克（Helmut Habersack）提出，世界大河倡议具有科学性，旨在根据最佳实践为大河可持续性管理制定创新战略；要广泛通过教育、知识传播、学术研讨等活动，提升人们对河流的关注度，加强生态保护。彭静以长江为例，探讨筑坝河流生态保护实践，指出大河开发应杜绝诸如阻断河流连通性、改变水文情势、损害流域栖息地等不利影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多层次多举措管理。马赛厄斯·康多夫（Mathias Kondolf）指出，规划建设堤坝要注重总体战略性，不应建造效用不大且危害河流系统的堤坝、引发泥沙加速沉积的截流工程。

河流生态治理需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洛朗·施密特（Laurent Schmitt）以莱茵河为例，介绍了河流管理相关经验，认为要通过法律法规控制洪水、通航、农业等，保证河岸稳固，加强河流恢复整治。奥德·赞格拉夫·哈梅德（Aude Zingraff-Hamed）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未来城市河流恢复应采用的方法，他倡议打造新的评价方法，多考虑生态目标，以期提高河流生态质量。德里克·沃尔默（Derek Vollmer）以珠江为例，认为可通过构建系统的社会生态测量指标，来测度河流以及淡水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相关利益方专注淡水生态健康导向的集体行动。约瑟夫斯·玛丽亚·布里尔（Josephus Maria Brils）提出，应将海洋学纳入全球大河流域研究中，加大气候变化、人类社会变迁对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及监测等研究，倡导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家、政策制定机构等共同推动大河流域系统保护。

 

四、大河沿岸“水世界”——水博物馆遗产记忆地域感

在主旨论坛中，埃里贝托·尤利西斯（Eriberto Eulisse）强调，要加强水博物馆在全世界的可视性，发挥其连接河流和河流文化的作用，促进水文化回到人们生活中，进而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做好流域多样性保护工作。安来顺指出，要把到博物馆参观的公众，界定为博物馆消费者、水文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利益相关方、重要贡献者，突出他们在汇聚大河文明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水文类博物馆必须担当水文遗产记忆库的职责、充分反映社会关注的水文议题。

1、水博物馆：讲述河流生生不息和水文化复兴的故事

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水博物馆，除去应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推动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复兴文化。张志荣指出，水博物馆的关键作用是传承，它既是把多样地域文化传播到异域空间、建立文化交流横向网络，也是把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延续给后代子孙，形成跨越时空纵向渠道和“超级连接”。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类博物馆群落，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有力抓手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创新平台。张肖雯指出，创新是水文化传播的关键。长江文明馆坚持在创新中建设水文化传播基地、打造水文化展示平台、开展系列水情教育活动，为宣传国家水情、展示水利文化、传承水利文明作出贡献。塔蒂阿娜·兹米娜（Tatiana Zimina）以伏尔加河为例，指出水博物馆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传承水文化复兴的重要手段之一。

加快水博物馆建设，必须坚持创新包容的理念和方法。雨果·格林菲尔德（Hugo Groeneveld）提出，创新是现代水博物馆的重点，要以包容性、自然性为主的方案建设新的水博物馆，以创新的手段方式向大众讲述河流可持续性，传承文化复兴，让现代水博物馆逐渐形成一个社交中心。阿尔伯托·埃尔南德斯-萨利纳斯（Alberto Hernandez-Salinas）认为，不同地区水博物馆具有不同资源与功能，应加强水博物馆之间沟通协作，将水博物馆之间交流互动上升到国际网络层面，努力传播国际水文化。马西米利亚诺·塔迪奥（Massimiliano Tardio）指出，基于水资源基础上建立的水博物馆应是一个联合团体，完整的水网络是保证水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2、水博物馆内外：社会河流流域地域感、沿河社区的参与和替代

社会流域反映了河流流域中人的参与，在范围上不仅包括河流本身，还包括河流沿岸地区社区的参与。宝琳娜·亚乌拉吉（Paulina Jauregui）指出，研究社会流域，要从游客拓展到流域内的所有人和土地空间，要在水博物馆中凸显传达一个理念——“我们在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整体中，每个人都应承担责任”。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沙尔维·苏曼（Shalvi Suman）指出，人在河流流域中的参与作用，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社会与社会的互动，都是水博物馆应当展示出来的。郑晓云提出，人类早期文明都是从大河流域产生的，人类受河流影响，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以此为基础建立，由此逐步发展为水文化；应建设覆盖整个河流流域的水博物馆，形成完整网络体系，传播水文化。莫娜·波拉卡（Mona Polacca）以原住民的视角对水和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呼吁控制污染，保护水资源。

3、如何吸引观众？从博物馆设计、生态旅游规划，到沿着蓝色走廊的休闲与福利

河流河道作为水博物馆设计和生态旅游规划的基础，与其关联性最大的是人类群体。马吉德·拉巴弗·哈内吉（Majid Labbaf Khaneiki）以坎儿井为例指出，以隐形水渠为基础设计的水博物馆，其建筑实体的呈现与渠道方向紧密相关,这是因为水渠位置和走向是解读城市文化的重要线索，能够揭示出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分布关系。艾伦·克拉索（Alan Krathaus）、菲奥娜·迈克杰提根（Fiona McGettigan）提出，观众参与度应是水博物馆设计的目的和重要内容，要激发大众意识，创造动态水博物馆，将人类同当地水道更紧密连接起来。泰玛·绍尔考伊（Timea Szalkai）指出，水博物馆应具有自适应性，在不同展区布局不同教育展示内容；要创造水博物馆自身的引导作用，让观众可以在博物馆里自我探索。玛丽亚·罗莫（Maria Romo）以拉雷多水博物馆为例，提出水博物馆应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展示方式，以满足他们的求知要求。

水博物馆的设计和运营应采用更多新技术、新方法。阿比盖尔·维克特（Abigail Wincott）提出，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好、空间导向性强等特点，不仅能改变博物馆呈现形式，而且还有利于遗产知识在社群中传播。玛丽亚·卡里斯托（Maarja Kaaristo）指出，河道的共享价值是由河道居民、河道使用者与城市居民共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共享价值创造过程中，数字媒体能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和体验中，同时引进更多新技术也会有助于形成水博物馆所特有的归属感。

 

五、大河沿岸城市发展——重塑城市与河流的纽带

在主旨论坛中，卡特丽·利兹斯汀（Katri Lisitzin）指出，任何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必须考虑生物多样性与当地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站在全球高度，顺应大城市发展趋势，重视河流城市所有层面、所有维度的连接性，推动滨河滨水区域开发，让大河沿岸城市成为重塑城市与河流关系的纽带。

1、寻回沿岸城市的传统和身份认同

把握住大河沿岸城市的传统和身份认同，对谋划推进城市发展非常重要。韩锋指出，沿岸城市身份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中展现自身传统魅力和文化内涵，只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才能更好地使沿岸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秉承自身精神、重塑城市新发展。纳普·普洛斯·可汗纳（Nupur Prothi Khanna）以高止山脉为例提出，应将传统文化元素注入到沿岸城市中，转化为城市记忆、运用到城市设计和建设中。胡萨姆·马赫迪（Hossam Mahdy）认为，河流变化会相应带来沿岸城市的形态变化，随着社会进步，河流身份丧失，逐步造成城市与河流的割裂；要在现代社会传承中重构城市与河流的联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历史发展痕迹加以保护和传承。陈同滨以良渚古城为例，介绍了以中为尊、追求高耸、湿地应城、临水而居等城市规划经验，阐释了黄河、长江对文明古城的作用原理，以此表明沿岸城市规划发展应与传统文明相呼应。

2、河流与城市的互动是城市转型的主要理念

在后工业化发展中，大河流域城市转型的主要理念与动力来源于河流与城市的互动、依赖于河流的引导。乌韦·布兰德斯（Uwe Brandes）指出，沿河区域的再生，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河流治理，推动人们有意识地修复沿河自然环境，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人与城、人与水更紧密地联系；河流沿岸城市的规划发展，应秉持包容心态，综合考虑沿岸地区的整体发展，推动河流与城市的共生。齐格弗里德·恩德斯（Siegfrid Enders）以德国汉堡仓库城为例提出，沿岸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发展，要充分依托河流与城市的互动关系，通过城市设计和空间结构改造，传承城市内在精神特质，为城市发展不断增添新功能。阿提拉·杰尔（Attila Gyor）介绍了布达佩斯城重建过程中围绕河流所做的工作，坚持维护城市古老形态，规划建设更多桥梁以及艺术、科学、文化等河畔中心，增强城市和河流的互动性和汇聚力。索菲·阿列克林斯基（Sophie Alexinsky）以巴黎塞纳河沿岸港口重建为例指出，将小港口能动地联结起来，让市民更多参与重建，有助于让城市转型达到最好效果。邵甬以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发展规划为例，介绍沿江沿河城市治理做法，指出应坚持以人为本、文化与生态结合等理念打造城市滨水区，促进河流与城市融合发展。

3、城市河流景观综合性开发手段

在城市快速扩张、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市河流景观在迅速退化。制定实施统筹考虑河流与城市的绿色发展战略，推动大河文化融入基于社区的城市河流景观改造工程，是城市河流景观综合性开发的重要路径。尼古拉斯·戈德雷特（Nicolas Godelet）提出，水生态直接塑造了城市生态景观，让水与城市、与人类居住区直接对话，将促进城市更加绿色、实现循环发展。米凯拉·普雷斯科特（Michaela F.Prescott）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提出，社区参与城市河流景观开发非常重要，这将利于促进城市居住景观生态价值塑造及可持续性发展。

推动大河流域城市发展，需要采用更现代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森通·略扬（Sengthong Lueyang）以琅勃拉邦为例，分享了依托保育区、保护区、自然和景色区、实验区4个功能区实现管理的经验。林永生介绍了“真实进步指数”研究项目，分析真实进步指数框架中“水元素”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认为城市发展应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陈进指出，在城市河流景观开发中，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它不仅可保证河流的可持续发展，更能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安娜·塞拉-廖贝特（Anna Serra-LIobet）将绿色基础设施范畴拓展到水资源管理及绿色生态网络方面。

 

六、通过“大河对话”平台进一步开展协调交流与合作

与会代表和嘉宾通过广泛交流探讨，达成了以下后续行动方案及倡议：

大河流域是包含人类、自然和文化维度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要注重采用更加综合的流域治理方法，把握好河流和海洋之间、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相互联系，保护好自然和文化遗产；要以“大河对话”为平台，坚持开放数据、联合研究，推动国际层面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实务*作等领域协商协调。

今后，将围绕“2018大河对话”论坛确定的关键问题，以长江文明馆“大河文明研究中心”为主体，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及环境项目合作框架，推动实现更多国际层面协同合作。主要包括：参与世界遗产公约、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创意城市网络和传统城市计划，以及相关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能力建设和培养计划；参与国际水文计划、世界大河倡议、生态水文倡议和相关人口统计，以及加入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等。同时，还将依托“大河文明研究中心”，建立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推动博物馆与社会各界的探讨与研究，促进河流城市和河流流域协同管理，确保城市和河流在其流域内更好地平衡发展。

 

英文标题: Convergence of Great River civilization, Co-plan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reat River Dialogue”

 

Abstract: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18 Great River Dialogue” standing in the hei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a Major issue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ound a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river basin cities, cultural heritage and river management, by converging worl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the great river basin. “2018 Great River Dialogue” has formeded some the consensus, such as Strengthening great riverr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prot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river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strengthening water museum heritage memory sense of place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ong the river cit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reached a follow-up programme, Such as strengthen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ticipating in more UNESCO projects, among major great river basin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platform of “2018 Great River Dialogue”

 

Keyword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reat River civilization, Great River Dialog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原文刊载于武汉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2019年2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