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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的先秦文化

2018-05-19作者: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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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的先秦文化

万全文 湖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

 

长江文明馆即将开馆,精心打造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展示长江流域文明的展览《长江之歌 文明之旅》将和观众见面。在展览中,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无疑是吸引观众的一部分。这里对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略加论述。

 

一、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之间的广泛文化交流始于史前时期,这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见于文献记载的史实主要有“禹征三苗”,三苗是一个庞杂的族系,主要活动在长江中游,其活动的时间都在尧、舜、禹时期。三苗被中原部族视为“非常子孙”的“凶族”,因此,三苗与中原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终“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在长江中游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遍及长江中游地区,他们可能与三苗有关。但是,长江中游地区诸新石器文化类型,发展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之时突然中断了,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文化,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插江汉地区的腹心,使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突然发生变异,这与禹征三苗的记载正相吻合。正是以禹征三苗为契机,以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为主体,将中国的两大文明起源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二、几十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而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中原商王朝的兴衰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商代早期,股人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先导,四面出击。在南面因有红铜资源的诱惑,故循着夏人的足迹迅速南下,还在盘龙城建立军事据点。殷人并未止步于江汉平原,而是过江渡湖,将湘北、赣北等地纳人势力范围。殷人所到之处,都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因此,在长江中游地区所见到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无不被强烈地打下了商文化的烙印。

在商代中期,与盘龙城被殷人弃用的同时,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原商文化因素消退,各地土著文化因素得到复归。究其原因,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不无关系。《史记·殷本记》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王朝因内耗而导致国力严重削弱,从而“诸夷皆叛”。而且,反叛的“诸夷”对商王朝还构成了威胁,有学者认为,从仲丁迁都到盘庚迁殷之五迁的真正原因,就是受到东南西北各方面外来的压力而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当商王朝只求自保的时候,就为各地土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商代后期,长江中游地区即形成了若干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主体:在江汉地区,即以周玉梁桥文化为主体;在鄂西峡区和川东地区,以早期巴文化为主体;在湘西北地区,以皂市类型文化晚期为主体,在湘江中下游区,以费家河文化为主体;在赣江中下游地区,以吴城文化为主体。

 

三、西周时期,在长江中游地区深深地打下历史烙印的主要有两件:

其一,周人对江汉平原的惨淡经营。成王在东征之后建侯卫,在汉东和汉北便分封了~些姬姓诸侯,号称“汉阳诸姬”。周王朝分封“汉阳诸姬”的目的,无疑是要镇守“南土”,以保护红铜资源。但江汉地区并不因此而得以安宁,以至于昭王南征。周昭王南征是西周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许多文献和铜器铭文上都有记载。如《史记·周本纪》也记周昭王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南征荆楚的惨败,对周王南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周人视汉水为畏途,再也不去问津。

其二,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随着周人视汉水为畏途,向东转攻淮夷,并且其注意力被江淮地区所吸引之后,结果使楚国在江汉地区日益坐大,楚人在西周晚期开始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

楚国从西周初期的一个“僻处荆山、土不过同”的弹丸小国,发展到西周晚期时已颇具实力。于是,在楚国历史上居功甚伟,对铜料也是垂涎三尺的楚王熊渠抓住时机,开始了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行动。

《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直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分三子为王,分据几处要塞,足以确保红铜运输通道的安全。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成功,楚国的发展从此获得历史性的转机。

 

四、春秋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成为楚人的天下。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

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打下了江汉平原。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前66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进方城,深入中原,使中原为之耸动。楚文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更出入中原,擒纵淮夷,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当时的楚国在疆域、几口、财富、甲兵等方面已成为并世诸国之冠。楚成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时,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时期功业最为显赫的一位霸主。而此时的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了。

 

五、在战国早、中期,即在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前的两百多年中,楚国达到了最繁荣、最光辉的阶段。青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善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欣欣向荣。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哲学行于前,文学殿于后,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来的伟大时代。

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表明,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存在着上游地区的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地区的楚文化,下游地区的吴越文化等几个不同的区域文化。这几个区域文化各具鲜明的特征,但因中游地区有着居中的区位优势、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的便利条件、政权实体——楚国的强大、文化积淀的深厚等诸多因素,中游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在物资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