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馆常设展览《长江之歌 文明之旅》系统的展示了长江流域文明。在展览中，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无疑是吸引观众的一部分。这里对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略加论述。

 

一、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之间的广泛文化交流始于史前时期，这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见于文献记载的史实主要有“禹征三苗”，三苗是一个庞杂的族系，主要活动在长江中游，其活动的时间都在尧、舜、禹时期。三苗被中原部族视为“非常子孙”的“凶族”，因此，三苗与中原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终“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在长江中游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遍及长江中游地区，他们可能与三苗有关。但是，长江中游地区诸新石器文化类型，发展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之时突然中断了，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文化，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插江汉地区的腹心，使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突然发生变异，这与禹征三苗的记载正相吻合。正是以禹征三苗为契机，以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为主体，将中国的两大文明起源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二、几十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而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中原商王朝的兴衰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商代早期，殷人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先导，四面出击。在南面因有红铜资源的诱惑，故循着夏人的足迹迅速南下，还在盘龙城建立军事据点。殷人并未止步于江汉平原，而是过江渡湖，将湘北、赣北等地纳人势力范围。殷人所到之处，都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因此，在长江中游地区所见到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无不被强烈地打下了商文化的烙印。

 

 

在商代中期，与盘龙城被殷人弃用的同时，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原商文化因素消退，各地土著文化因素得到复归。究其原因，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不无关系。《史记·殷本记》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王朝因内耗而导致国力严重削弱，从而“诸夷皆叛”。而且，反叛的“诸夷”对商王朝还构成了威胁，有学者认为，从仲丁迁都到盘庚迁殷之五迁的真正原因，就是受到东南西北各方面外来的压力而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当商王朝只求自保的时候，就为各地土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商代后期，长江中游地区即形成了若干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主体：在江汉地区，即以周玉梁桥文化为主体；在鄂西峡区和川东地区，以早期巴文化为主体；在湘西北地区，以皂市类型文化晚期为主体，在湘江中下游区，以费家河文化为主体；在赣江中下游地区，以吴城文化为主体。

 

三、西周时期，在长江中游地区深深地打下历史烙印的主要有两件：

 

 

其一，周人对江汉平原的惨淡经营。成王在东征之后建侯卫，在汉东和汉北便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号称“汉阳诸姬”。周王朝分封“汉阳诸姬”的目的，无疑是要镇守“南土”，以保护红铜资源。但江汉地区并不因此而得以安宁，以至于昭王南征。周昭王南征是西周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许多文献和铜器铭文上都有记载。如《史记·周本纪》也记周昭王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南征荆楚的惨败，对周王南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周人视汉水为畏途，再也不去问津。

 

 

其二，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随着周人视汉水为畏途，向东转攻淮夷，并且其注意力被江淮地区所吸引之后，结果使楚国在江汉地区日益坐大，楚人在西周晚期开始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

 

 

楚国从西周初期的一个“僻处荆山、土不过同”的弹丸小国，发展到西周晚期时已颇具实力。于是，在楚国历史上居功甚伟，对铜料也是垂涎三尺的楚王熊渠抓住时机，开始了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行动。《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直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分三子为王，分据几处要塞，足以确保红铜运输通道的安全。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成功，楚国的发展从此获得历史性的转机。

 

四、春秋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成为楚人的天下。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

 

 

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打下了江汉平原。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前66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进方城，深入中原，使中原为之耸动。楚文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更出入中原，擒纵淮夷，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当时的楚国在疆域、几口、财富、甲兵等方面已成为并世诸国之冠。楚成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时，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时期功业最为显赫的一位霸主。而此时的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了。

 

五、在战国早、中期，即在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前的两百多年中，楚国达到了最繁荣、最光辉的阶段。

 

 

在战国早、中期，即在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前的两百多年中，楚国达到了最繁荣、最光辉的阶段。青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善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欣欣向荣。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哲学行于前，文学殿于后，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来的伟大时代。

 

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表明，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存在着上游地区的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地区的楚文化，下游地区的吴越文化等几个不同的区域文化。这几个区域文化各具鲜明的特征，但因中游地区有着居中的区位优势、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的便利条件、政权实体——楚国的强大、文化积淀的深厚等诸多因素，中游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在物资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文章来源《长江文明馆巡礼》，最早刊发于《湖北日报》2015年9月21日第十版，部分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