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主展馆之一的长江文明馆的惊艳面世，长江文化研究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而研究长江文化自然涉及到对其特质的认识和把握。概而言之，长江文化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势必形成一些带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创新、进取和开放。
首先说创新。长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文化为人类作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迄今我国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含人工栽培稻的文化遗存约60处，95％在长江流域。其中时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在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约10000年，不仅早于黄河流域出土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而且比已知国外最早的稻谷遗存—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市马哈加拉遗址的稻谷遗迹约早4000年。因此，说稻作文化由长江流域向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播迁，不为无据。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是在长江流域创立的。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而“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由老子发其端、庄子衍其绪、屈原推其波、荀子善其终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不仅为汉代道家建造完整的宇宙结构奠定了基石，更为中国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中，长江文化更有开榛辟莱之功：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长江流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国现代史上不少重大革命活动和历史事件也都发生于长江流域。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长江文化具有蓬勃的朝气和创新的伟力。正由于长江文化有着创新的特质，它才能生生不已，历久弥新。
其次说进取。要想保持创新的活力，必须有进取的精神。文化的进取特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的锐志，是决定它是否具有超前性或前趋性发展力量的重要标准。长江文化正是一种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试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来看，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西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它们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
长江文化的进取特质在中华文化迈向近代文化的变革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试举两例说明：一是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维新派共组织成立学会78个，其中湖南18个，上海有17个，两地之和已近半数。二是1895年至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主要报刊31种，60％分布在长江流域。其中有广泛影响的3种报纸—《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前两种都创办于长江流域。《强学报》阐述变法之必要，自强之亟需，影响既深且巨；《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不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可以认为，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长江文化一直是居于前潮。
再次说开放。创新也好，进取也好，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开放的精神，终究会停滞萎缩乃至消亡。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性，一是指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弘气度，在充分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地更新和增宏自己；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给异质文化以影响。
这里同样以先秦时期长江流域的三朵争奇斗艳的文明之花—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例：楚人以“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博大胸怀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开放气概，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包容了一切有生机的文化。吴越文化也不例外，齐人孙子入吴传授兵法，吴公子季札赴鲁观礼和楚人文种、范蠡入越治军、辅政、筑城，显示出吴越文化的开放襟怀。据有关学者研究，甚至早在四五千年之前，犯艰历险的越人曾率领船队前仆后继地来到了太平洋各岛屿，并抵达南、北美洲，奠定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基础，加速了中华文化的海外播迁。巴蜀文化不仅吸收了楚文化、吴越文化、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且还吸收了西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某些养分。同时，它又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上述诸地。
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积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总是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起舞，从而演绎出一曲曲波澜起伏、雄奇壮观的历史活剧，而如火如荼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正是其中一个崭新的篇章！
*文章来源《长江文明馆巡礼》，最早刊发于《湖北日报》2015年8月17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