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石器时代 

方馆长介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城背溪文化（距今8500—7000年）；大溪文化（距今70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和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

其中，天门石家河遗址是一处史前聚落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这里密集分布着4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5900年至3800年。60多年来，多次考古发掘表明了石家河遗址群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

其中，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

方馆长指出，从印信台发现的大量红陶缸、少量人骨残骸以及陶缸堆积等特点分析，这里应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每一次祭祀都留下了套缸等遗迹，套缸有叠压关系，表明曾经有多次祭祀，有早晚关系。对套缸成分进行分析显示，这些套缸来自于大约5个不同的生产场所，而且从形制、纹饰及套缸上的刻划符号可作大致区分，表明祭祀活动是不同的人群共同参与的结果。

进入后石家河时代，石家河文化面貌为之一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究竟是什么人创造了石家河文化？

方馆长认为，可以联系文献和考古背景来思考。从文献上看，石家河文化似乎与“禹伐三苗”的记载相合。思考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整个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从考古背景看，石家河与石峁的防卫性质石城明显不同，周边有17个城址，大一点的有70万平方米的，再小一点的也有20多万平方米，呈半月形分布。有人认为在禹伐三苗之后，石家河就被废弃了，因此石家河与禹的传说没有太大关系。方馆长表示，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后石家河时代的文明达到了一个高峰，玉器文化继续繁荣、城址继续向外扩张，如肖家屋脊、罗家柏岭，其实是一直在呈现不断扩张之势，“禹伐三苗”的故事或许能够得以证实，有待后续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3. 周代：南土经营城址与文化 

 

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几乎同时发展，铜矿资源是一个重要因素。对铜矿资源的经营和开发，是推动长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和动力。

 

 

位于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的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方馆长指出，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在讲堂的尾声，方馆长表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共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考古，特别是近年来诸多重大发现及研究成果，无不展示着长江中游文明的灿烂成就，彰显了长江中游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4. 互动环节&直播回放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有何差异？”“牙璋有何历史意义？”现场互动环节，在场听众积极举手提问，方馆长就上述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本次大河讲堂采用“线下讲座+线上直播”形式开展，武汉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学生参与了本次线下讲座。湖北大学、青山区红钢城小学，吉林街小学、新沟小学、振兴路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亦通过网络直播参与此次讲堂，全网共计约35万名线上观众听取此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