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资源丰富,风光旖旎。她以其异常丰美的乳汁养育了全国33%的人口,所以说她是一条最适合人居的生态之江。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19%的国土面积创造了40%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她又是一条经济之江。她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占全国30%以上,可见她也是一条文化之江。本文将从自然与人文两个角度简论长江与长江文明的伟大成就。
一、长江流域是美丽富饶的沃土
在了解长江流域的美丽富饶之前,我们先探究一下长江之水从何而来?
(一)长江的形成与水系
1.长江的形成。据有关研究文献,长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一是远古时代,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被海水淹没,汪洋一片。到距今1.8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发生了印支造山运动。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秦岭等山脉在这时候突起,长江中游南半部也开始隆起,成为陆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时期长江水是从东向西流入古地中海的,与现在流向相反,这就是古长江的雏形。
二是到距今1.4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燕山运动,长江流域的唐古拉山脉与青藏高原缓慢抬高,古地中海向西进一步退缩,大别山和巫山隆起,四川盆地凹陷,以巫山为分水岭,长江东西分流。西部的古长江流入四川盆地的巴蜀湖,东部的古长江流入云梦泽、湘鄂湖。
三是到距今3000-400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长江流域普遍间歇性上升,西高东低的地势逐步形成。到距今300万年左右,喜马拉雅山又强烈隆起,长江流域西部地势进一步抬升。到距今100万年左右,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加快,巫山被切穿,东西古长江贯通一气,滚滚长江由西向东奔向大海。
然而,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郑洪波教授却认为长江贯通东流的时间应该在距今约2300万年前。其理由是他们的研究团队在长达10年的实地考察、挖掘中,在长江上游段发现了与长江下游段南京六合雨花石地层中相同的锆石,雨花石地层的年龄大致是2300万年,根据沉积物物源示踪法推算,长江东西贯通的历史应该也有2300万年[1]。
2.长江的水源。“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为了探寻这滚滚而来的长江水源,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一是2000多年前成书的地理学著作《尚书·禹贡》中就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甘肃省境内的一座山),这是关于长江源最早的文字记载。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明中叶。
二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经实地考察后认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即长江源头为金沙江。为了精确国家版图,康熙皇帝多次派使臣探寻长江的源头,并将长江源头上溯到通天河。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家们探寻长江源头的脚步不断加快, 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认为长江有三源:即北源楚玛尔河、南源当曲、正源沱沱河。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向全世界通告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科考成果:长江源头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全长6380公里。这一查勘结果比此前地理资料公布的多出500公里,从此长江取代密西西比河成为世界第三长河。2009年,长江源头的发现和测量还入选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3.长江的水系。奔腾不息的长江干流、密密麻麻的大小支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构成了庞大的长江水系。一是长江流域面积大,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流经19个省(市、区),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其中,干流11个省(市、区),从源头至湖北宜昌的南津关为上游,长约4500公里,集水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从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长约950公里,集水面积约68万平方公里;从湖口至上海崇明岛的入海口为下游,长约930公里,集水面积12万平方公里。
二是长江流域支流多,共有大小支流2232条,纵横交错,枝繁叶茂。其中,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9条,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沅江、湘江、汉江、赣江是著名的八大支流,流域面积均超过8万平方公里。汉江是最长的支流,岷江是径流量最大的支流,嘉陵江是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
三是长江流域的河网密度大,湖泊众多,水面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就有84个,湖水面积达727.1平方公里。其中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并称为中国五大淡水湖。
(二)长江的自然资源与风景名胜
流金淌银的万里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发达,人民富庶的理想栖息之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优美的自然风光。
1.水资源充足。水乃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为9958亿立方米,是黄河的20倍,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35%以上。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246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居全国各大江河之首。每平方公里水资源量约为54万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1.9倍。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长江流域数亿人口提供了日常生活用水,更是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2.水能资源优越。长江流域地形起伏多样,总的地势自西向东递降,总落差超过5400余米,年平均径流量达1万亿立方米。广流域、多径流、高落差的特点,造就了长江流域丰富的水能资源。长江流域水能蕴藏量达2.68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40%,其中可开发量1.97亿千瓦,占全国可开发量的53.4%,年发电量约1万亿千瓦时。
3.农业资源富裕。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热、水资源组合分配好,适宜发展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等种植业和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其中长江流域的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0.54%,水稻年产量占全国的81.33%,棉花年产量占全国的33%以上;森林面积达6187万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29.7%,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林存量更是居全国首位;天然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43%。
4.生物资源独特。除白暨豚、江豚等珍稀水生哺乳动物外,长江流域还分布有400多种鱼类, 其中纯淡水鱼类约360种,物种数量均居全国各水系之首,淡水渔业产量占全国的60%。陆生动物中的大熊猫、藏羚羊、金丝猴、金雕、朱鹮等有的被称为“国鸟”、“国兽”或“国蝶”。而植物中的银杉、珙桐、罗汉松、水杉等,有的更是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
5.矿产资源丰富。长江流域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及能源矿产丰富,储量大。全国已探明的173种矿产[2],长江流域几乎均有发现。其中磷矿、钨矿、锑矿等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均为我国矿产资源大省。
6.风景名胜优美。长江流域山水相映,风光旖旎。山地千姿百态,河川气象万千,湖泊璀璨妩媚,名楼古刹林立。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也是闻名遐迩。特别是虎跳峡、长江三峡更是不知醉倒了古今多少名人骚客。长江流域文化遗产丰富,其中世界自然遗产有四川的黄龙风景区、九寨沟、大熊猫栖息地,云南的“三江并流”、石林,重庆的武隆天坑,湖南的张家界,湖北的神农架,江西的庐山、安徽的黄山等;世界文化遗产有西藏的布达拉宫。云南的丽江古城,四川都江堰,重庆的大足石刻,湖北的武当山、明显陵,安徽的西递、宏村,浙江的杭州西湖,江苏的苏州园林等;还有一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
(三)长江的水利工程与黄金水道
长江在哺育、滋养长江儿女的同时,也频发自然灾害,阻断了人们的出行。勤劳的长江先民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上下求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1.兴修水利。长江流域人民在长期的治水、用水实践中,秉持天人合一的先进理念,因地制宜地修建了众多伟大的水利工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古代水利工程。包括楚人孙叔敖主持修建的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秦国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沟通湘江与漓江的灵渠以及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长的京杭大运河等。这些水利工程的规模之大、设计之巧妙、技术之高超令世人翘首称赞。其中,都江堰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水利和地形地质条件,无坝引水,科学做到了对岷江的分水、引水、泄洪、灌溉、排沙,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溉面积超千万亩。
二是现代水利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对长江的综合治理,修建了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其中,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更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水利工程和调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在治理长江,根除水患,造福人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发展航运。长江航运业的发展使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一是通航里程长。3600多条航运河流的总计通航里程超过7.1万里,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56%。2017年完成客运量1.84亿人次,占全国水路客运量的65%,干线航道年货运量超过莱茵河与密西西比河,位居世界第一。
二是港口发达。经过70多年的发展,长江干线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以重庆、武汉和南京为区域性航运中心,以国家主要港口为骨干、地方重要港口为补充的发展布局。早在2013年年底,长江干线就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4296个,拥有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有459个,码头总长384944米。
3.建设桥梁。真正使长江天堑变通途的是1957年10月通车的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到目前为止,长江上的大桥共有115座,仅武汉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就有11座,最近建成的一座是2019年12月通车的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它是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也是世界最大跨度双层公路悬索桥。
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所谓文明,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蒙昧”相对而言。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世界最主要的大河文明之一。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不仅是重要的人类起源地,而且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
(一)最早的古人类起源地
长江流域气候湿润,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是人类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根据考古资料,人类起源于非洲,大致历经了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五个阶段。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点已达70余处,长江流域就有30余处[3]。其中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也位于长江流域,即距今约200多万年的重庆巫山人。季羡林先说:“在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的巫峡地区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证明200万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人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至于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学说能否成立,我看为时过早。不管怎样,就目前研究水平,巫山人早于北京周口店猿人,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长江文化起源很早,这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4]。除巫山人外,长江流域还发现了同属于直立人的建始人、元谋人、郧县人、南京人等;属于早期智人的长阳人、桐梓人等;属于晚期智人的资阳人、丽江人、穿洞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可以揭示出长江流域古人类的进化过程。
虽然说,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到200万年直立人时期开始走出非洲在学术界已得到比较广泛的认识,但关于现代人(晚期智人)起源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其中“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认为现代人在距今约20万年前,有可能早到3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在距今10万年左右向亚洲、欧洲等地迁徙扩散,并完全替代了其他大陆的原有人群。我国学者根据中国境内,特别是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资料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以支持“多地区进化说”,主张中国的现代人是由本土的古人类演化而来的,同时附带有与境外人群的杂交[5][6]。
(二)独树一帜的长江文明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考古工作的开展及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特别是长江流域发达的稻作文明、精美的青铜器、大批古城遗址以及文字、宗教等诸多文明要素的发现,充分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华文明的确是“多元一体”的。特别是在稻作文明方面长江流域贡献巨大。我国迄今发现的120处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址,长江流域就有100处,既有距今1万年的江西省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又有距今9000年左右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因此,“世界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长江中游是人类稻作文明的发祥地,世界稻作文化是由长江流域向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播迁的”[7]。
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在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李伯谦先生也指出“长江流域从文明因素的蕴育,文明因素的起源、发展,直至石家河、良渚文化时期开始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发生过的过程。在这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古文化和黄河流域古文化曾有过接触,曾有过互相影响,有时黄河流域强些,有时长江流域强些,有时两者又旗鼓相当,基本不存在谁主谁从、谁高谁低的问题,它们在长期交往中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对自己有益的因素,以利自己的发展。”[8]
进入新世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9]。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良渚文化。目前,长江下游已发现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文化性质看,按照发展序列可以划分为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杭州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4300-5300年。良渚文化既有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又有石犁、石镰、破土器、耕田器等农具;既有分等级的墓地与祭坛,又有大批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这表明当地社会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统治者具有较强的调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社会阶级已经分化严重,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说明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进入文明社会[10]。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称其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过去关于文明起源的判断标准多参考西方,文字和青铜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中国学者认为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才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11]。2019年7月6日,良渚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标准和中华5000年文明史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研究,目前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即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呈现出了大量文明的特征,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石家河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镇的遗址群而得名,距今4600-4200年。该遗址群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遗址内不仅有城址、祭祀遗迹,还有大量独具特色的陶塑艺术品和玉器,其中玉器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工艺、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12]。
长江上游文明发展进程较中下游地区相对缓慢。从考古材料看,长江上游文明起源最早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199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宝墩、鱼凫村、郫县、盐店、紫竹、芒城、双河、高山等八座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城址,命名为“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4500-3700年。“宝墩文化城址群显示了成都平原聚落级差扩大化以及社会复杂化的最高程度,在诸多方面都更接近或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13]
(三)疾起直追的长江文明
在距今约4080-3609 年间,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到了商代,中原文化更是强势来袭,为控制或者说是获取长江沿岸的铜矿资源,商王朝在长江中游设立了一个军事据点——盘龙城[14]。以盘龙城为中心,商文化向长江中游南部推进,一直影响到湖南、江西等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之后,又发展出了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但发展水平远不及良渚文化,应处于文明进程的低谷期。唯有长江上游发展出了一支高度发达又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距今约3700-3200年。出土的古城、祭祀坑、风格迥异的青铜造像群、独特的文字符号都表明古蜀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文明急起直追,发展迅猛,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半壁江山。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疾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15]而其中又以荆楚文化最为发达。荆楚文化不仅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而且在很多方面已达到能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高度。
在楚国800年的历史长河中,楚人将“号为子男五十里”的弹丸小国扩张到东临大海、西抵巴蜀、南达两广、北至陕南,疆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创造了高度发达又独具特色的荆楚地域文化。如,以失蜡法工艺为代表的云纹铜禁、平底束腰形的王子午鼎、号称东周第一大鼎的铸客大鼎等无不表明楚国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属于楚文化系统的曾侯乙编钟,每件钟都能奏出双音,音域跨越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全,代表了当时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艺术的最高成就。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衣衾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种类,被誉为先秦地下“丝绸宝库”。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髹漆工艺,无论数量、工艺水平还是艺术价值均以楚国最为发达。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为中国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四)领跑千年的长江文明
魏晋以后,特别是中唐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长江流域在农业、手工业、文化、艺术、人才教育等诸多方面迎来了领跑千年的辉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长江贡献”。
1.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随着北民南迁,长江流域的耕地面积也随之扩大,水利灌溉工程的大量修建,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改变了原来“火耕水褥”粗放式的耕作方式,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到宋代长江下游的粮食储备已能满足全国的需求,号称“苏湖熟,天下足”。虽然明清时期这一地位被湖广所取代而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依然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仍处于领跑之势,从未动摇。
2.巧夺天工的手工制造。在丝织刺绣方面,无论养蚕、缫丝还是纺织,长江流域均开风气之先。唐宋元明时期,中国丝织刺绣三大产区中的江南、四川产区均位于长江流域。清朝的四大名绣中,长江干流的蜀绣、湘绣、苏绣又占据三席。在瓷器烧造方面,隋唐时期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并驾齐驱,号称“南青北白”。如今闻名世界的景德镇窑,在宋代已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民窑,元代开始烧造的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全国,直到现在,景德镇仍是我国重要的瓷业基地。在制茶品茶方面,纵观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茶事、茶人、茶市等各个方面,长江流域均居功至伟。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就诞生在长江流域。在建筑技艺方面,长江流域古代建筑带有浓厚的江南风格,或富丽繁复,或秀丽灵巧,匠心独具,别有风情,尤以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和苏州园林最令人惊艳。在烹饪饮食方面,长江流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拥有饭稻羹鱼的烹饪习俗,其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传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著名八大菜系中,长江流域就占据了五席。
3.惊世绝伦的文学艺术。在文学方面,从古至今,长江流域文坛大家辈出,名篇佳作纷呈,长江撑起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在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创作方面,更是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戏曲方面,长江流域戏曲百花齐放,藏戏、川剧、昆曲、汉剧、楚剧、越剧、苏剧、沪剧、扬剧、黄梅戏、凤阳花鼓、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等竟相绽放。在中国传统戏曲发展进程中,才华横溢的长江流域戏曲家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京剧鼻祖谭鑫培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书法绘画方面,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上,长江流域书画艺术自成体系,意境悠远,成就突出。长江流域既有唐寅、黄庭坚、苏轼、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等画坛巨匠,也有《兰亭序》、《韩熙载夜宴图》、《富山春居图》等惊世名作。
4.蔚为大观的人才教育。“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一大批技术人才和文化人才的南迁给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的投入也相应增多,人才也大量涌现。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崛起,无论是数量还是书院的名气地位都占据绝对优势。如宋代,全国书院总计399所,长江流域各省就达297所,占全国书院总数的74.44%[16]。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长江流域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也占据了半壁江山。唐宋时期,南方籍贯的状元占全国总数的39%,到元明清三代,这一比重已高达86.6%[17]。
三、长江流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地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得地利之便,开风气之先,融会中西,八面来风。多元共生的长江文明以奔腾不息之势融入到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风姿绰约地站立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
(一)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1.先秦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四、五千年前智慧勇敢的越人就开启了太平洋的航海之旅,甚至抵达了遥远的南北美洲和大洋洲[18]。商周时期,在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也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陆上贸易线,通过印度中转,蜀地的丝绸在非洲和欧洲成为稀世珍宝。印度洋的齿贝、象牙等又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巴蜀,造就了璀璨而独特的三星堆文明[19]。
2.唐宋元明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汉唐时期,我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以官方力量开辟和保护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中唐以降,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并逐步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流的主通道。扬州、常熟、镇江、松江、南京、宁波等纷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长江流域在中外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也日益凸显。荣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黄泗浦遗址揭露出了唐宋河道遗迹和寺院类建筑遗存,出土了多种窑口的瓷器和石雕佛像,既说明了黄泗浦作为港口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又为鉴真东渡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20]。
明代初期,郑和七次奉命出使西洋,将中外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推到了顶峰。七次出使,郑和船队都是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航,并将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丝织品和松江的棉纺织品等精美的物品带到了亚非40多个国家[21]。郑和下西洋不仅加强了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还带回了许许多多海外文明的精华,使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近现代对外文化交流
1.通商口岸的开放。随着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中外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通道关闭。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随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迫使清政府打开了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宜昌、重庆等长江内陆港口。通商口岸的设置虽然使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也促进了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但这种开放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是一种不平等的开放和交流。
2.《建国方略》与长江战略。面对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1919年,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撰写了一部有关国家建设的宏伟巨著——《建国方略》。他在《实业计划》中第一次提出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战略思想。其中关于建设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创建大士敏土厂等设想,称得上是最早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虽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先生的宏伟蓝图没有实现,但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开放
1.九十年代的对外开放。1992年初,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五月全体会议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对外开放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的武汉、芜湖、九江、岳阳、重庆等5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为长江流域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开放。十八大以来,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条经济带不仅是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也是一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一条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更是一条沿海沿江沿边全国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上游地区主要通过重庆、成都向北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通过云南向西南推进与东南亚、南亚的互联互通;中游则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后为契机,利用京广、京九、沪昆铁路等交通大动脉纵横交错的优势,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下游通过先行先试、经验推广和开发合作,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通过江苏、浙江等地又对海上丝绸之路起着支撑作用。
在世界难以数计的江河中,唯有长江,以其异常丰美的乳汁,养育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有长江,以其无与伦比的能量,释放出文明星空未曾消逝的曙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古老的长江和长江文明将谱写新的长江乐章!
参考文献:
[1]HongboZheng, Peter Clift, Ping Wang, Ryuji Tada, Juntao Jia, Mengying He and FredJourdan. Pre-Miocene bi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19):7556-7561.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9》,地质出版社,2019年。
[3]冯小波:《长江流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04年。
[4]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5]吴新智:《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地球科学进展》2001年第5期。
[6]高星 、彭菲、付巧妹、李锋:《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研究进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1期。
[7]长江文明馆:《长江之歌文明之旅》,长江出版社,2015年。
[8]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9]国新网:《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图文实录》,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qaBOTFv-fa6gzpJ6sAaWOUJhF6vhaiw6VmyUybUpcchwH2dEZWZFbJIbdNQW2V6Ut4Qje2qSVvHyN7XefJo0UrJJRxiGXGZqsi03765wSTeLwfeHNvomoV
[10]陈同滨:《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11]国新网:《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图文实录》,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qaBOTFv-fa6gzpJ6sAaWOUJhF6vhaiw6VmyUybUpcchwH2dEZWZFbJIbdNQW2V6Ut4Qje2qSVvHyN7XefJo0UrJJRxiGXGZqsi03765wSTeLwfeHNvomoV
[12]方勤:《石家河文化:中国最早的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2016大河对话:大河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长江出版社,2017年。
[13]管小平:《宝墩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
[14]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考古》2016年第8期。
[15]冯天瑜:《长江文明馆献辞》,《长江之歌 文明之旅》,长江出版社,2015年。
[16]刘玉堂:《长江文明之旅·长江流域的文庙书院》,长江出版社,2015年。
[17]韩茂莉、胡兆量:《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1998年第6期。
[18]房仲甫、姚斓:《哥伦布之前的中国航海》,海洋出版社,2008年。
[19]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西南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0]周润垦:《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和意义》,《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第005版。
[21]刘锡汉、李宗琦 :《潮激浪涌 长江流域的中外文化交流》,武汉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