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中心的形成是一定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步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文教中心也随之逐步南移。

文教中心的转移既有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使然，同样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清末，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18年，推动了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促成了文教近代化，构建了领先全国的文教体系，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文教中心；并反过来推动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事业，促成近代武汉崛起以及当前四大文教中心的地位，构成和壮大了长江文明文化。

从汉唐到清末，我国文教中心经历了四次转移：分别为汉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清末的武汉。

北宋的开封（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的临安（公元1127—1279年），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锐意改进，开封成为北宋文教中心。南宋政权南移、经济中心南迁的同时，文教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临安，且辐射毗邻的安徽、江西等区域。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公元1271—1840年），中央官学体系健全，开设了留学生教育机构，学习内容中西结合，诸多儒士聚集北京，因之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实现文教中心的形成。

 

清末的武汉（公元1889—1911年），张之洞以武汉为新式教育改革点，构建了从低到高、普通和专业结合的教育体系，派遣游学，培养大批所需人才等。

相较于北京陈旧的封建官学体系，武汉有领先全国系统全面的教育体系和文教设施，促使“各省考查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省学生负笈远来者尤众。”张之洞对武汉文教的锐意系统改革，为武汉成为近代全国首屈一指的文教中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末经济、文化发展中，江浙地区并不输于武汉，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却并没有成为近代文教中心。一方面，“惟楚有才”，传统文化奠基；另一方面，离不开张之洞对文教近代化的重视和改革。他任湖广总督期间，全面积极推进以创实业、练新军、兴文教为一体的“湖北新政”，通过对书院改制，初现新学端倪；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实业、师范、普通结合；派遣游学，“睁眼开世界”；兴办报纸和图书馆等，助新式和社会教育，不仅满足了前项所需人才，更使得武汉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中心和示范区，促成近代武汉文教中心地位，奠定了当前武汉四大文教中心地位。

武汉文教中心地位的形成，首先为武汉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专识人才。文教中心的形成，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提供了最基础、最重要的人才支撑。

毕业于文普通学堂的董必武，赴日留学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书刊，成为武汉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清末奠定的武汉近代文教中心的地位到今天一直绵延流长，不仅今天武汉不少大中专院校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其功绩中，更为武汉当今全国四大文教中心之一地位打下了坚实根基。

如今，武汉文教中心不断彰显，武汉多类教育居全国领先者行列。

教育、人才、科研多管齐下，为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支持。

我们继承和弘扬改革家张之洞敢为人先、勇于改革、敢于开放、善于创新、大力实干的精神，把握时代机遇，锐意改革，发挥区域优势，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文教体系，进一步夯实武汉为全国四大文教中心之一的地位，为湖北武汉乃至国家发展作出新贡献。